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举国上下愤怒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抗日本侵略扩张、要求收复东三省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在名份上属于“日本国民”，同时又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其对“九一八事变”如何反应？颇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在以《台南新闻》为代表的所谓“台日纸”（日人报纸）的一片“惩罚暴支”的叫嚣声中，《台湾新民报》的声音却有着相当的不同。《台湾新民报》是由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报纸，被称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喉舌，它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声音。分析《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记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台湾民众心态，并提供从台湾看这一问题的新的视角。 《台湾新民报》对事变原因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当时的舆论中普遍关注的是日本军部及关东军是否违背政府的政策独断行事，以及事变的发生究竟是中国军队的挑衅抑或是日本军队之蓄谋而为；日本政府即宣称他们的行动“纯属自卫”，1931年10月26日，若摫阁发表的《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则诬陷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破坏了日本国民的“生存权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事实究竟如何？《台湾新民报》在有关“九一八事变”的首篇报道《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中就揭示说，事变是由日本军部势力一手策划的（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2版。），并且对军人势力的恶性膨胀及其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代天征伐暴虐无道的口号，在日俄战争当时听过一次了。”“对这回的满州事件，军人们口中仍唱卖着三十年前一样的旧东西。”“原来新时代的思潮，还奔流不到超然乎时势的老军阀社会里头！”他们紧接着就此发表评论说：“国际间有两位始终对方着的权威者，一名强权，一名公理。”“公里是以抑强扶弱为信条，可是力量不足，徒被强权笑为迂腐！”对日本军阀的肆意妄为表示极大的愤慨。（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2版。） 然而，《台湾新民报》的分析并不只浮于表面现象，它更注重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面来看问题。题为《满蒙的特殊权益是什么？》一文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事实，指出所谓“满洲事件”的爆发其实是日本在华经济利益驱使使然。 日本之进出于满蒙，系自日俄战争起，迄今凡二十六年。以铁道政策为中心，实行开矿山，采原料，积极移民。现时在满蒙日侨日本人二十二万余，朝鲜人八十余万。其总投资额十四亿元，约占全总额（二十亿）百分之七十五。据日本所指满蒙的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热河四省。总面积七万四十余方里，约有日本国土的三倍。现人口仅三千万，尚有收容七千五百万人的余地。工业要素的铁，煤等殆近于无尽藏。日本人所经营的抚顺煤矿，埋藏量有九万万吨。鞍山铁矿的埋藏量三万万吨，占全中国铁的埋藏最三分之一，日人投下二千八百万元的资本在经营的。主要农产物的大豆仅大连一地每年约输出二百七十五万吨以上，利权为三井财阀所独占。凑上其他农产物和蓄产物的输出，每年达二万万海关两。如上所述地大物博的满蒙特殊权益的内容，继承俄国的有关东州租借权，长春以南的干支线及其附属财产诸权，属于铁道及为便利铁道经营之煤矿，一“基罗米突”得屯驻铁道守备兵十五名，中立地带的设定等。其他如满铁的营口支线敷设权，抚顺及烟台煤炭的采矿权，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地开设商阜地置日本领事馆，定间岛为什居区域，铁道敷设商议权，等不遑一一枚举。尚有当欧战时日本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所关的关东州及南满路租借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或土地商租权，或自由居住权等是中国向来所不承认的。后来东北交通委员会成立，定来满铁包围铁道网的计划，以致南满路营业不振。综合以上情形，也可以明白这回的满洲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10月24日，第7版。） 已有的研究表明，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基本确立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优势地位，东三省成为日本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商品倾销地及资本输出场所。1930年，日本64%的煤炭，46%的铁及76%的大豆均来自中国东三省，其70%的对外投资也集中在中国东北。（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日本还将中国东北视作日本解决人口问题实施移民的理想地。为此，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即积极鼓吹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日本国会议员松冈洋右更抛出满蒙生命线论，他叫嚣：“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想到在满蒙有许多同胞侨居和巨额的投资，还有用鲜血写成的历史关系”，日本对满蒙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正是看到这一点，《台湾新民报》在《经济界周间情势》一栏中，即明确指出：“日华两军冲突形势不稳，波及财界的影响激（极）大，同种的东洋人为什么原因而起冲突。不消说是为着经济的关系，利害冲突为其动机。”（注：《台湾新民报》1931年9月26日，第6版。）显然，《台湾新民报》刊载的分析文章正是把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经济利益实质之所在，切中了要害，这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性思考“九一八事变”成因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