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5-0078-07 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次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为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主张以政治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这顺应了战后初期中国人民求安定、反内战、和平建国的要求。然而由于资料所限或其他原因，对于战后初期政学系如何以务实的态度，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如何推动国民政府同中共签订停战协议，为召开全国各党派会议共商国是扫清障碍；如何在政协召开期间妥协让步，促成了有利于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五项决议的通过；以及如何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从以政治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等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却很少论及。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战后不仅面临着如何恢复重建的工作，而且面临着怎样对待国内另一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后一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究竟是采用内战方式还是实施和平方式，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路。 国民党内顽固派主张对中共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而政学系在这个问题上，可说是处心积虑。王云五在听到日本投降消息的当晚，高兴之余，竟辗转不能成寐。他思前想后，认为“对内问题，在抗战之初，（国共）双方放弃旧嫌，携手合作，对于薄弱之国势，增进不少。其后渐渐分离，终以大敌当前，不便公然破坏。一二年来，中间人士，力图斡旋，迄未奏效。胜利以后，使双方能如抗战初期之团结，则蔚为大邦，人民自今以后可进于康乐之境。设不幸因大敌已去，分裂情形转趋恶化，甚至恢复战前之内战，则八年饱受战祸之国民，固何以堪，甚至不易争取之五强地位，亦将一落千丈。是则今后之争取国内和平实为我辈中间人士之最大责任”[1](p.344)。王云五显然意识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取得的，并意识到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他担心战后国共关系恶化，战端重启，必须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 日本宣布投降时，王世杰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王自抗战后期受命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以来，被认为是国民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温和派”。抗战胜利前夕，他曾说过：“一旦抗战胜利，我们必须和平统一，不能让子孙再为内战而流血。”[2](p.41)他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有利时机，希望由此实现国内统一和平。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前一天，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说，就国民党方面的利害而言，“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3](p.1775)。政学系其他成员吴鼎昌、张群等，和王云五、王世杰一样，也都积极主张与中共和谈。 尽管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主张战后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国民党的体制决定了这个问题最终要由蒋介石来定夺。不过，政学系成员多与蒋介石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被蒋介石所信任和依赖，他们的主张很容易影响到蒋的决策。战后蒋介石认为无论是用政治还是军事方式都可以解决中共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近期内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蒋不能不考虑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共同愿望和强烈呼声，也不能不重视国内外舆论反对国共内战的一致倾向。此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存在着某种幻想，企图通过条约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方法削弱或彻底瓦解中共，争取不战而胜。因此，当吴鼎昌建议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吴鼎昌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先后起草了三份电稿，以蒋介石的名义向延安发出邀请电。与此同时，政学系开展活动，力促国共重庆谈判成功。21日，张群、王世杰联合国民党内主和的一派人，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希望借此沟通感情，得到支持。22日，政学系的喉舌《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希望通过国共重庆谈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并“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定国家之大计”。从舆论上敦促国共重庆谈判的早日实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邀请电，每电皆复，经过反复斟酌研究，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政学系为蒋介石策划的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被蒋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国共重庆谈判自8月29日开始。由于双方立场距离太大，特别是在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政治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各自所提条件与对方的期望相距甚远，这就使得谈判桌上必定是唇枪舌战，甚至僵持中断。以政学系为骨干的国方谈判代表，一方面要按照蒋介石定下的调子对中共提出的方案竭力反对；另一方面，当谈判遭受挫折时，他们又力图打开僵局，维系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说，参加谈判的“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4](p.418-419)这番话表明政学系愿意同中共谈判，而政学系参与策划的国共重庆谈判受到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国共双方经过43天的认真商谈，虽然在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始终未能获得一致意见，但在其他问题上，如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0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至此，政学系参与策划并参加的国共重庆谈判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