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对中共文化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以此为指导，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研究中共从建党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史的学术新进展作一考量点评，以期为中共文化史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承前启后的资鉴。 一、关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的研究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纳入了学术视野，并取得了一系列斐然可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化史普遍重视。胡绳、李新、沙健孙、郭德宏、王桧林、魏宏运、李光一等主编的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与教材中，都比以往增加了中共文化史的内容；冯天瑜、郑师渠、史全生等主编的文化通史性著作之中，对中共文化史均有专门的探讨；林茂生、彭明、高军、谭双泉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或思潮史之中，都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思想文化历程为主线的。这些成果在中共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是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共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部著作，由于作者张静如、鲁振祥、王章维、李起民、郭德宏等都是对中共党史研究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故此书显示出丰富的学养、扎实的功底和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上述学术创新，对中共党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共各历史时期、各历史层面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纵横立体化展开，是具有导示之功的。 第二，对中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五四运动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亦拉开了中共文化史的伟大序幕。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特质是先天注定的，是一种历史基因、文化胎素。对此问题，学术界给予了高度重视，彭明的《五四运动史》、陈铁健的《伟大的开端》及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等著作，以及1979年、1989年、1999年三次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大量论文的发展，是这方面成果的集中展现。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的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有所谓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中右三大并列文化流派，并低调评价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潮的非主流倾向，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在《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一书中，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科学辨析，涉及到了诸多学术前沿的敏感问题，对学术界端正史观富有补弊纠偏之功效。张静如、齐卫平在题为《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文章中，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文化观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指导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果体现”的认识。上述论著，为人们从历史渊源上理解中共在文化上的先进性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 第三，对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近20年来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界对此理论问题也有新的思考。如刘辉的文章《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不能单以毛泽东一人划线，而应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抗日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和今后的任务》、王明《论文化统一战线》等中共领袖集团一系列相关文章的发表。曾彦修的《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一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层对如何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是有分歧的，张闻天在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提法上增加“民主的”一词是颇有深意的。另外，皇甫晓涛的文章《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发展》，认为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精神与以西方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上述成果扩大了研究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但迄今仍未见这方面的学术专著。 第四，对中共领导的文化斗争、文化批判、文化论战的研究。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中对各种错误与反动的文化开展过一系列斗争、批判、论战，这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丰富的反映。对此问题，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戴知贤的《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肖效钦的《抗日战争文化史》等著作，都有实事求是的表述；郑师渠、史革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论争》、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著作，都有集中的学术探析。具体而言，学术界主要关注以下问题的讨论： 首先，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对此，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对论战的发起、演进、结局、影响，都做了认真研究。但是，在肯定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获胜的结论得出后，还应将问题引向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王国宇发表《再评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文，认为“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刘芳发表《对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再认识》一文，认为“胡适的问题与主义既有错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务实精神，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了先河，对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李良玉的《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一文，认为当年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锋芒所指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拓展了学术界的思路。《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高屋建瓴，勇于创新，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大论战及其给中共思想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科学的阐释，对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