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至1936年间，“抗日”是胡汉民与两广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其与南京斗争时的一面旗帜。一些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曾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注：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的情况、基本内容等，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绍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显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他们在公开喊“抗日反蒋”口号的同时，也存有“联日制蒋”的幻想，且私底下与日本有过秘密接触。揭示这一点，既可更清楚地认识胡汉民等人的对日政策复杂的一面，进而也可说明政治人物所公开标榜的口号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距离。 一 抗日主张与支持抗日活动 胡汉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正是有感于民族危亡，他才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其出发点是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他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长期间，为抗议英国制造“沙基惨案”进行过严正交涉。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萧佛成、邓泽如等身为华侨，更渴望祖国强大。1927年后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孜孜以求。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涉及民族重大利益时，也能坚持立场。如陈济棠曾说：“凡我族类，孰能不投袂奋起，以与帝国主义者剧烈之搏斗，以存我民族一线之生命乎！”（注：陈济棠：“一·二八之纪念与认识”，载《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17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大大地激起了胡汉民等人的爱国之心，他们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胡汉民根据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断定日本军部与内阁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必是少数军人的偷鸡行为”，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注：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22页。）因此主张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来“收束”军人。1931年12月，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胡汉民在日本的老友，胡汉民于1931年12月给犬养毅写信，希望犬养毅能“毅然主持正义，凡所以为邦交障碍者，力谋救正”。（注：胡汉民致犬养木堂（毅）（1931年12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21件。原件无编号，所有册与件的编号，由笔者编定。有些函电无详细日期。另，“往来函电稿”中大量运用了代号，引用时一般采用引者注的形式加以说明。）据胡汉民称，犬养毅曾回复长函，“誓以最大努力，解除中日间当时所有之危难”。（注：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3期（1936年3月），第12页。）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使胡汉民从主张对日直接交涉转向对日武装抵抗。上海战事的扩大，单靠外交交涉显然无法制止，而此时胡汉民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之外，丧失了与日本交涉的资格。上海抗战期间，胡汉民与十九路军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其士气，向十九路军保证，“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注：胡汉民致蒋光鼐函，“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29件。）他与广东当局从几个方面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援助：一是募捐。当时广东成立了全粤各界筹款会，“省、港两地对筹募饷糈极为踊跃，成绩颇优”。（注：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梗电（1932年2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92件。）陈济棠还令广东省财政厅筹款500元，以接济十九路军；二是计划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曾电请广东方面代为征兵。陈济棠决定从其所辖第一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赴沪，他特地说明，援兵将用船运上海，“皆经训练，且非老弱，尚当续拨设法”。（注：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电（1932年2月25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85件。）后因用船运的援兵无法派出，陈济棠改派一队7架战斗机（一说15架）赴沪协助十九路军作战。（注：肖自力：《陈济棠》（未刊稿），该书稿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列入“岭南文库”，近期出版。） 胡汉民与两广高举“抗日”旗帜，在国内有相当的号召力，成为国民党内外一些有志抗日人士的希望所在与后方基地。东北沦陷后，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等组成各种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之战。对此，两广曾予以持续不断的支持，专门成立了义军后援会，筹款接济。为保障捐款能持久，广东曾明令军政各界固定每月从薪金中扣薪捐助。义勇军方面也不断有人南下求援，并在粤设立了办事处。“往来函电稿”显示，与西南有过联系的东北抗日武装首领包括马占山、王德林、邓铁梅、孔宪荣、张学骞、张海天等。东北之于西南，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但在支持东北的抗日武装方面，两广却走在全国的前列。 胡汉民等人支持抗日活动，投入精力与财力最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参与策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春，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前，胡汉民争取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鼓励其召集旧部抗日。同盟军建立前，曹任远曾代表西南交给冯玉祥一百万元，让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人。”（注：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传略》，第373页。《刘人瑞事略》也提到刘人瑞与曹任远曾当面交给冯玉祥西南所提供的巨额援助款项。（第22页））此后，曹任远又数次到泰山，促冯行动，并资助钱款。（注：冯玉祥日记中数次提及两广对他的推动。如：“曹四勿先生来谈：……四、退款运到了。五、抗日事唯有积极努力。”（1933年1月4日）“广州汇洋万元来。”（1933年1月8日）“熊观民先生回来，带到胡、邹、李、陈、薛、曹六封信，并带图表六纸，所说关系各方，极详。（1933年2月23日）”均见（《冯玉祥日记》(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两广在道义与经济两方面予以支持。（注：冯在1933年5月31日记道：“胡先生等来二电，一为十万元之事，一为广西之十万元之事，尚未复。”《冯玉祥日记》(4)，第87页。）方振武等在同盟军中组织了“新国民党”的西北执行部，并率所部集体加入“新国民党”。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方振武将残部改称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河、长城一带抗日。西南与方振武等人仍保持着联系，广东方面认为“方同志能秉本党意旨，不避艰险，以孤军备起讨贼，声大义于天下，此种革命奋斗之精神，实堪嘉慰”。决议一次性援助其3万至5万元。（注：胡汉民致陈济棠函（1933年10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1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