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史学界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以不同理论为背景而提出的不同的见解，在史学领域内引发了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的引人注目的争论。其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从指导理论、学科形态、目标追求、研究体系等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对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在当时，李大钊的论述因其本身的科学性而成为对这一问题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理论阐释。 一、指导理论的科学化 1920年，李大钊在其撰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1](P316)李大钊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历史观，是促使历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指导性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历史，获得新的见解，把握“历史的真义”。他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过去的许多记录，与历史的本来面貌不相符合，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使人们得以用新的历史观念去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中“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握“历史的真义”。他强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学说，“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了。[2](P338、340、342)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作出了富有创见的合理的解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唯物史观，其要领在于“认经济的构造”在人类社会所有现象中是最重要的，是“基础构造”，而决定经济构造“进化”的“最高动因”，则是“依其性质必须不断变迁”的“物质的生产力”。李大钊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1](P324-325) 复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开创了历史学的新纪元，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而日趋兴盛。在《史学要论》一书的《什么是历史》一节中，李大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从整体上全面考察和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中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的地位”。在《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一节中，李大钊进一步论述说：马克思对历史的“根本理法”的发现，使“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2](P381、411)因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而“日益隆盛。”[1](P304-305) 综上所述，在李大钊看来，要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现指导理论的科学化，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学科形态的科学化 李大钊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其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历史理论的建立。他在《史学与哲学》中十分明确地说：“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确定历史事实并以“活现的手段”将其描写出来，这属于“艺术的工作”；而历史理论的目的，则是将已经确定了的事实“合而观之”，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乃是科学的工作。”[2](P294) 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李大钊再次强调说：历史学是包含艺术性和科学性双重属性的学科，而使其科学性得以体现的，是对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它决定了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因而，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2](P387-388) 然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中国史学在科学化方面的状况却很难令人满意。尽管在历史的记述上成果累累，独步世界史坛，历数千年而不衰，但历史理论的研究却十分落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仍旧是“治史学者，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2](P392)这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普遍淡漠，直接影响了对历史科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使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的历史学，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2](P290)显然，观念上的滞后与理论研究上的贫乏，给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此，李大钊提出，中国史家应当打破旧史学的局限，重视历史理论的研究，矫正以往史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明显偏差，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各种学问的发展”，无不由对事实的确定、记述进展到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说明、概括、推论，并最终形成“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这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种学科发展的共同规律。因而，为了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史家不能“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2](P389-390)应当把历史理论的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 对于如何使历史理论的研究取得进展，从学科形态的层面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李大钊认为，这首先要求史学家改变旧有的观念，要明确“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在对历史事实进行记述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其次，要做到构思研究框架，确定研究范围、收集研究材料等方面的前期准备：“有志于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宜先立关于其结构的大体计画，定自己所当研究的范围，由与记述史家不同的立脚点，自选材料，自查事实。”再次，要吸收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复次，要对历史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及其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最后，要根据历史理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理论史家……，其观察法与记述历史家不同，必须立在他的特别立脚点以新方法为新研究，”要“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只要这样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真挚的史学者，幸共奋勉以肩负此责任！”[2](P388、392-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