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4-0101-07 1966年7月，迫于国际局势和盟国的压力，约翰逊政府提出了所谓“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注：该政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在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提出的。7月12日，约翰逊在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政策。其主要内容为：“美国要将思想、人员和物品输入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这前后，美国政策也采取过若干举措。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参见拙文，《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变得内向起来。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只有若干美国学者提到但没有进一步论证这一主题。美国学者的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60年代后期的外交孤立，使得美国的多次试探性行动都无果而终，从而使美中关系的发展失去了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注：关于这一观点参见John F.Copper,China Diplomacy: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Westview press,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1990,P.3;Charles R.Kitts,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1784～1990.Lanham·New York·London,1990,P.218;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90,P.276.）依据这一说法，美国之所以未能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进行到底，完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封闭式外交把美国的努力拒之了门外。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状况，这里不予多论。本文将从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角度，依据美国国务院不久前解密的原始档案，力图基本理清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阐明美国拒绝进一步改变对华政策的真正原因。 一、美国为“文化大革命”设定了目标：希望中国政局出现重大改变 约翰逊政府提出“遏制但不孤立”政策之前，中国“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夜。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继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等等一系列观点。1966年8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肯定了林彪的文章，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注：引自牛军：《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这之后，美国政府内高喊“中国威胁”的论调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华盛顿称之为“中共对北美和欧洲这一‘世界城市’发起总攻的号角”。国务卿腊斯克甚至把林彪的文章称做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中国扩张野心堂而皇之的炫耀”。他认为，林彪的这一观点由来已久，“自1957年毛泽东发表‘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后，中共反复提到过相同的观点，既然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适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腊斯克相信，“中共的革命路线带有浓烈的武力逻辑，美国必须以硬碰硬，美国的宽容政策不但不会让中共清醒自己的行为，反而给其领导人一种胜利的感觉，这无异于助长了它的侵略野心。”[1]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造成中国国内的普遍饥荒后，美国就一直在等待中国出现一场变乱。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除非一场内乱促使中共内部出现一个‘理智而务实’的新一代领导者，不可能看到美中关系改变的前景。”[2]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骚乱局面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是一个鼓舞，因此，它不会放弃对这一事态的关注。 1966年6月2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赖斯发给国务院的2327号电报，对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估。据赖斯推断，“危机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包括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和权力斗争”。赖斯最关心的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援引了5月4日《解放军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号召“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的斗争”。据此，赖斯认为，“中共党内存在对毛泽东本人权威严重挑战的成分”，“严重的派系斗争已经开始”。另外，赖斯还认为，“中共内部也对‘与美国不可避免一战’的观点存在分歧。”他的理由是，英国官员霍普森认为陈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一信念”，因此，赖斯得出结论：“中共在对美政策上已形成对立的两派。”[3]收到赖斯的电报后，国务院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研究。1966年7月25日，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提交的一份题为《中国危机》的文件，认为“虽然毛泽东仍然控制北平政权的政策，但中国长期的稳定性已经动摇，和平有序地接替毛泽东职位的机会愈来愈少，人们对政权的支持正在减弱。”三天后，总统安全助理罗斯托把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反对力量》的电报送呈约翰逊。电报认为，“自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共内部就一直存在反对派，特别是毛泽东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计划失败后，全国批评四起。由于19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毫无收获，1965年11月，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对其批评者进行全面攻击，随后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毛泽东试图清除整个国家的反毛思潮，赶走党内企图篡夺党、政、军权力的那部分人。”[3](P.361-364)1966年7月下旬，国务院开始评估“文化大革命”可能对美国带来的意义。罗斯托频频向约翰逊献策，大谈这一事态对美国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文革的变乱造成中国国内的恐怖政局，有助于减少中共在越南干涉的机会”。一个月后，罗斯托又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毛泽东已经选出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权力机构，镇压党内的温和派。”但他也不无担心地说，“倘若林彪加强自己的地位，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3](P.360、374)看来，罗斯托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寄予了厚望，希望它既要出现有利于解决美国最棘手的越南问题的机会，又要满足美国的长期利益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