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这个在抗日战争末期提出的口号，将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 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 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迄今，有关研究基本围绕谈判本身而展开，侧重于双方条款的具体比较。然而，与通常相反，此次谈判的主要特征在于：谈判本身并不重要，谈判的核心并不在于谈了什么、怎么谈，而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因此，背景的作用极为突出，背景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谈判的走向与进程。本文侧重于研究背景的多种构成，以及多种背景的混成所产生的政治合力，由此而论述背景与谈判的关系。 背景与谈判 1944年5月初，国共代表林伯渠、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会晤，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再度恢复。1938年周恩来要求八路军编为3军9师，1942年林彪提出4军12师，此次林伯渠要求是6军18师，这几个数字表明，国共合作7年来，国共谈判的基本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一切似乎表明，这又是一次周而复始的例行谈判。 然而就在西安谈判之际，中国战场的局势急剧动荡起来。3月底，日苏两国签署两项协议，一是《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一是日苏渔业协定延长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日苏这两项经济协议本身并不重要，然而毛泽东迅速识破其背后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判断：“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第505页。）。十余天后，代表日军此项战略意图的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 与之相较，重庆统帅部的反应颇为迟钝，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也记载了日苏两项协议，说明徐的关注，然其没有做出任何判断，说明徐尚未读懂。直至5月中旬徐才写下这样一段话：“纽约时报昨日社论云，日本基于日苏库页岛协定之保证苏联继续在远东保持中立，故敢自东三省抽调精锐部队向西、南两方发攻势。”（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 一号作战发动近一个月后，芸芸众生这才回过头来将日苏两个经济协议读懂，仅此一点，足以展现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一号作战发动之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的作战意图与作战方向的判断屡屡失误，军令部的看法是，“本部判断，敌人之攻击：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24日。）汤部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这个判断表明，重庆统帅部仅将日军的进攻看做一次战术性行动。 由于事前反应迟钝，事后又判断失误，加之腐败怯战，汤部迅速崩溃。 与之相同，国民党的政治反应也是迟钝的。河南战役之际，正值国共西安谈判之时，日军已逼近洛阳，王世杰对于战事失利颇为忧虑，但仍不乏闲情逸致，游览了华山，其观感是，“山中无泉无树，兴致不甚佳”。王完全没有意识到，河南的军事溃败正在演变为国共谈判的政治背景，用不了多久，王的兴致肯定更为不佳。 王世杰游山之际，毛泽东已迅速改变谈判方针，5月16日，毛提出一个总共20条的谈判方案，其中全国性问题3项，两党问题17项，该案的要点在于，一改过去两党谈判仅涉及两党问题、并且主要是军事问题的惯例，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注：全国性政治问题是：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两党问题主要有：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编为5军16师，等等（《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2页）。）。将“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引入国共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 中共所以敢于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主要是基于战局的变化。5月21日，毛说：汤恩伯完全无能，“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也就是说，全国性政治要求的提出，是蒋介石的一部分主力正在“塌掉”的政治反映。 5月17日，国共代表移地重庆继续谈判。22日晚，林伯渠将中共新提20条交王世杰、张治中，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林伯渠“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二人拒绝接受（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年。张治中字文白，但王均称文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