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转运司，既负责该路的财政事务，又是路级监察机构之一，此外，还有司法审判方面的职能，在地方司法审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界对转运司在地方行政、财政、监察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于转运使的司法审判职能，至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今就有关的资料，对此问题作一探究。 一、转运司的刑事审判职能 转运使一职在唐朝即已设置，其职能主要是负责漕运江淮财赋以供京师。宋代转运使的设置始于乾德元年(963)，但此时的转运使纯是由于军事的需要而设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1《职官十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罢节度使领支郡，始于各路置转运司，“自是而后，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矣。继增转运使判官，以京官为之，于是转运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也。”（注：《文献通考》卷61《职官十五》。）明确规定审判一路的民刑案件是转运使的重要职能之一。 在景德四年(1007)提点刑狱司独立建制之前，转运司一直是地方上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规定：“诸道转运司指挥所属州府，自八月一日后，吏民所犯并论如法，不在恩赦之限。”（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丙午，中华书局，1980年。）淳化二年(991)五月，规定诸道转运使各令常参官一人专知纠察州军刑狱公事（注：《文献通考》卷61《职官十五》。）。淳化三年(992)规定转运使按部，所至州县，先录问刑禁（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淳化三年五月甲午。）。 真宗景德四年(1007)七月，提点刑狱司从转运司独立出来，其主要职事是，“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注：《宋史》卷167《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提点刑狱司的设立，取代了转运司的大部分刑事审判权。但在最初，二者的权限的划分并不十分明确，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正月诏：“天下狱有大辟，长吏以下并聚厅虑问。有翻异或其家诉冤者，听本处移司，又不服即申转运司或提点刑狱司，差官别讯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正月丙戌。）此时转运司或提点刑狱司受理刑事上诉案件时并无先后的顺序，表明转运司审理刑事案件的权力和提点刑狱司并重。但在神宗元丰改制以后，诸州判决的死刑案件，须经提刑司核准后执行，除奏谳案件外，提刑司拥有一切刑事案件的终审权，遂成为一路的最高刑事审判机构。 但是由于宋代刑事审判实行移司别推制度，因而转运司在神宗元丰改制以后仍然具有部分刑事审判职能。如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二十一日，权刑部侍郎姜詵建言：“自乞今遇有翻异公事，先须本路提刑、转运、安抚司遍行差官推勘。倘尚伸冤，却于邻路再差，勿复隔路。其已遍经邻路置勘而又翻异者，令后勘官开具前后所招及翻异因依，申取朝廷指挥。”（注：《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5，中华书局，1957年。）宁宗庆元四年(1198)九月，有臣僚上言：“州狱翻异，则提刑司差官推勘。提刑司复翻异，则以次至转运、提举、安抚司。本路所差既遍，则又差邻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56。）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知处州孔元忠上言。“在法，囚禁未服则别推，若仍旧翻异，始则提刑司差官，继即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邻路监司差官，谓之五推”（注：《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63。）。上引资料清楚的说明，“囚禁未服”即刑事上诉案件的程序首先是提刑司，继则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邻路监司。因此，包括转运司在内的诸监司以及安抚司（帅司）全都具有刑事审判的司法职能，但提刑司是其中最重要的刑事审判机构。 二、转运司的民事审判职能 宋朝诸路监司的司法职能中，是应该包括刑事和民事审判两方面的内容的，但学界一般只是注意到其刑事审判职能，而对民事审判方面注意不够。实际上，由于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庄园农奴制为租佃制所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如土地买卖、租佃、典当等等的发展，由此而推动了农业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随着传统宗族模式的崩溃，经济关系更多地代替了人身关系，导致了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和民事纠纷的大量产生。虽然传统社会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都不会因为顾及忍让之类的说教而放弃自身的利益，“惟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兄弟争业》，中华书局，1987年，以下简称《清明集》。）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于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为了经济的利益而对簿公堂者，“兄弟析产，或因一根荄之微，忿争失欢；比邻山地，偶有竹木在两界之间，则兴讼连年。”（注：袁采：《袁氏世范》卷3，知不足斋丛书。）民事纠纷如果不妥善处理，也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的稳定。宋王朝是一个比较注重法制的时代，统治者应对社会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大量的民事法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民事立法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注：参看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5卷《宋》第三章《民事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18-333页；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第5章《两宋民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435页。以上著作对宋代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论述。）。随着民事实体法的大量增加，民事审判制度也有所发展，审判民事上诉案件也成为宋代监司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在元丰改制以后，除奏谳案件外，提刑司拥有一切案件的终审权，成为一路的最高司法机构（注：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这一提法如果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立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所谓的“提刑司拥有一切案件的终审权”，当然也应该包括民事案件在内，可是从民事审判的方面来看，则有值得商榷之处。宋代资料表明，转运司一直都是监司中最重要的民事审判机构。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有曾任江东提刑的蔡杭所写的七十二篇司法判词，其中有几处提到监司对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对于了解转运司的民事审判职能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