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2-0145-06 一 怯薛(Keshig)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它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聚集在自己身边的一批称为那可儿（nokor，意为伴当、伙伴）的亲兵组成的卫队。成吉思汗即汗位后，将这支护卫军扩充成10000人的怯薛，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筒士和8000名散班。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总称四怯薛；成吉思汗令他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担任四怯薛之长。根据学者研究，后来也时常有以皇帝亲信人物或其他有名功臣后代来代领怯薛长的[1]。 怯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他们职掌世袭。根据接近天子的程度，怯薛成员大体上可分为“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2](p.2524)和“宿卫之士”[2](p.2525)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执役殿庭，总数“约当数百人至千余人”[3]。元代高级官员，特别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各行省负责人，大多是这些“好根脚出身”[4](P.82)的“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2](P.2525)，而且他们的升迁比较迅速，所以时人谓“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5]。四怯薛长多为蒙古开国功臣之后，被称为“大根脚”[4](p.82)，更受到特殊优遇，出官辄为一品。 怯薛出仕以后，依然保持怯薛中的职务，“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廷，则执其事如故”[2](p.2524)；出任中央机构重要官职的怯薛，更是“昼出治事，夜入番直”[2](p.2616)。也就是说，这些官员的身份是双重的；问题是，这双重的身份谁主谁次？汉文文献记载这些人的履历和政绩时，总是罗列他们的汉语官号，而怯薛本职反被忽略，给人以外廷机构官职为其主要身份的印象。笔者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怯薛职衔才是他们悉世守之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而中书省宰相之类的头衔只表示一时在具体做什么事而已。兹举几个突出例子为证。 例证一。世祖病危之际，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伯颜一生的显赫战功和对世祖的忠诚显然是世祖选定他为“扬命群王”[6]的代言人的最主要原因。与他同时不离世祖左右的另一位顾问大臣为平章政事不忽木，但他是以怯薛身份入侍世祖的，而且很早就以怯薛身份受到世祖信赖。时任右丞相的完泽“不得入卧内”，因而问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国有大议而不预，何耶？”[2](p.3171)世祖去世后，铁穆耳和随同出征漠北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为重要的人物。此时完泽仍然不得预议机密，只好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注：《元史·不忽木传》将真金妃召三人问事系之于世祖弥留之际，误。据《元文类》卷二三所收阎复撰《太师广平贞宪王碑》，玉昔帖木儿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方“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发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在成宗即位整个过程中，官员起多大作用并不取决于他身上拥有的汉式官衔的大小而取决于他在怯薛组织中接近君主的程度。根据各人的传记材料，不忽木在中书省为完泽之副，但对世祖的影响远超过完泽，显然是因为他的怯薛之本职更为世祖所依赖。玉昔帖木儿为博尔术之后，那时虽不为怯薛长[1]，但仍是“亲烹饪以奉上饮食”[2](p.2524)的博儿赤；“国朝重天官内膳之选”[7]，所以他比不忽木更为君主信任，在世祖去世之后得以起核心作用。在这场皇位更迭中，官员们实际上是以博儿赤等怯薛身份而不是以御史大夫、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等地位来行事的，不然难以说明按传统政制应当位极人臣的中书右丞相居然没有一点置喙发言权。 例证二也同皇位更迭有关。萧功秦认为元成宗死后中书省右丞相哈喇哈孙拥立海山兄弟的成功主要凭借中书省行政中枢[8]，李治安分析这段史实时，正确指出“实际上怯薛卫士居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中书省”[9]。当时任职中书省的官员，包括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等绝大多数附和成宗后和阿难答，哈喇哈孙是没法控制他们的；他的成功缘于“出总宿卫”[10]，得以引导怯薛向背。这再一次说明，中书省机构和右丞相职位实际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例证三。《元史·董文忠传》记：“自安童北伐，阿合马独当国柄，大立亲党，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诏还。’从之。十六年十月，奏曰：‘陛下始以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才一至中书。自册为太子，累使明习军国之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肯视事者，非不奉明诏，盖朝廷处之未尽其道尔。夫事以奏决，而始启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惟默避逊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启而后闻，其有未安者，则以诏敕断之，庶几理顺而分不逾，太子必不敢辞其责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谕其意，使行之。复语太子曰：‘董八，崇立国本者，其勿忘之。’”唐长孺先生分析这段史料时说：“理论言之，元良（董文忠——引者注）之位不宜干涉国政，宜为刘、商、姚、许诸公之所熟知，然而董八之奏，众口无异辞，乃知之时势迁易，不独儒生经常之恒言不可与论当年时势，而亦舍此无以抗阿合马也。”[11]又据虞集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拜中奉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公（董文用）力辞上前曰：‘江淮事剧，臣不敢当。’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钱谷细务也，卿当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辞，遂行。行省长官者，素贵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则坐堂上，侃侃与论是非可否，无所迁就，虽数忤之不顾也。有以上命建浮屠于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而犹欲并大建佛寺。公坐中谓其人曰：‘非时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长官者曰：‘参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者，岂上意邪？’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12]行状中提及的“素贵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视”的行省长官是行省左丞相忙兀台，他也是宿卫士根脚出身；“以上命建浮屠于亡宋故宫”的是江南释教总摄杨琏真加。这两人都是元代有名的专横跋扈之辈，董文用能忤他们的意愿，并非缘于他的居行省官之末的参知政事身份，而是因为在怯薛组织中他比忙兀台更接近君主——董文用很可能是世祖的必阇赤。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到，董氏兄弟在政坛上有所建树，都缘于他们的怯薛地位而非外廷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