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3-0095-06 金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承袭了宋、辽两代的制度。金代科举考试共分七大科目，其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当数女真科举考试。女真科举考试又称策论考试，这种考试限定只有女真族人才能参加，后来又放宽到允许“色目人”参加，其考试内容也是专门针对女真生员所业而设置。不少女真族读书人由这一途径步入仕途，充实了金的统治阶层，其中很多人政绩卓著，青史留名。 金代的策论考试于金代中叶开始施行，一直延续到金代末年。同时，这一考试又对元代的蒙古、色目人进士，清代的满蒙进士的考试产生了很大影响。金代女真科举考试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在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探讨女真科举考试的形成及其演变乃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 女真科举考试是在金世宗时代（1161-1189年）才开始蕴酿和准备的。这一时期的准备主要包括了开设学校和编译应试教材两项内容。 先说学校的设置。金代的学校分中央和府州两级。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诏建国子监，招收学生包括“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1]（卷五）。这时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女真皇族、贵官子弟，也包括一些仕金的汉人高官子弟。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设立太学，最初在太学中学习的生员仅160人。后来招收对象扩大到“五品以上官之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再加上“府荐及终场二百五十人”，达到了400人的规模[1]（卷五一）。此后太学的规模，随着地方学校的建立和生员人数的增多，当续有增加。 地方学校的开设是为考生参加科举考试培养人才的，主要是在府、州设置学校，部分望县也设有县学。府学兴办始于大定十六年（1176年），当时正是金开设第二次策论考试的时间，全国共设立了17处府学，招收对象为“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府学学生总数已经达到1000人。随后又兴办州学，招收“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曾经府推荐的“余官之兄弟子孙”。章宗即位后，进一步扩大地方学校的规模。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除了原有的17处府学之外，又新增府学7处，节镇、防御州学60处，新增学生1800人[1]（卷五一）。 最初，在太学和地方两级学校中，女真族人和汉人相杂学习。后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设立女真国子学，于是女真宗室、贵族子弟才有了单独的学校，规划学生数量为策论生100人、小学生100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设女真太学。嗣后诸路也单独设置女真府、州学，全国共设22处，并规定每谋克内选派二至三名学生入学读书，由国家供给用费。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京师女真府学的在读人数为60人，有司曾建议扩大至100人[1]（卷五一）。按这一规模计算，是年全国女真族在读学生人数当在2000人以上。 其次，是策论考试教材的准备。金代策论考试的钦定书目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文献，包括儒学经籍《易》、《书》、《诗》、《春秋》、《礼》、《论语》、《孟子》、《孝经》，正史以及部分子部典籍，如《荀子》、《老子》、《扬子》。策论考试需要考生使用女真大、小字，因此在汉语与女真语文字之间，需要进行翻译。朝廷最初设置译经所职司其事。大定四年（1164年），首次颁行了以女真文字翻译的经书，但所译经书的名目已不可得知；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奏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明年又奏进《史记》、《汉书》的译本，朝廷下诏颁行[1]（卷九九）。可见，所译经籍以史部书籍为先；二十三年九月，译经所进上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多种；至二十八年，经部典籍中就仅剩《诗》、《礼》两种尚未译完了[1]（卷八）。到章宗时代又增加了文学典籍的刊刻，明昌二年（1191年）奏进的书籍已经包括唐杜甫、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王建的作品，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的文集[1]（卷九）。明昌五年（1194年）又设置弘文院，以从五品官任知院，分官设吏，专掌“校译经史”[1]（卷九）。 金的历代统治者花费如此大力翻译汉文儒学典籍，其用心一方面固然在刊行策论考试的统一教材，但同时还包含有对普通女真百姓教化的深层次意图。大定二十三年，世宗曾以女真文《孝经》一千部赐给护卫亲军。二十六年三月，亲军完颜乞奴建议，猛安谋克子弟必须先读女真文经史书籍，然后才能承袭，对此世宗深表赞同：“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1]（卷八）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又诏令亲军年35岁以下者学习《孝经》、《论语》[1]（卷一二）。皇帝对儒学文化的教化作用是有深刻认识的。 二 金代的科举考试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但没有女真人的参与。为女真人单独设立的科举考试始于世宗朝。大定十一年，世宗决定对女真学生实行单独考试。而这一决策却受到朝廷主管部门——礼部的质疑，礼部以“所学不同”为由，认为“不可概称进士”。当时的一些朝臣，如完颜思敬、乌古论元忠、耶律履等却极力赞成之[1]（卷九九、卷一二○），尤其是耶律履更力排众议，他向世宗进言说：“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是进士之初，本专试策。今女真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2]（卷一○八）礼部所坚持的是唐、宋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内容，从女真民族整体文化的实际状况来看，要他们参与中原地域儒生早已熟悉的考试，其绩效显然对他们不利，金世宗所考虑的正是这一点，当耶律履提出科举考试之初也仅以策试进士时，世宗非常高兴，欣然允准，“事遂施行”[1]（卷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