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9=46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41-12

      对于金朝和元朝的北方经济，诸多中国通史、经济史、断代史和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均有涉及，另有专门论著如禾女《金代农业技术初探》（注：《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注：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等，但尚未见到综合两朝、专论北方经济的论著。史学界一般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之说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如王育民先生指出，元代“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1](p375)。不少论著因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的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期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　各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2]（卷八八）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尼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3]（卷四○），经济达到了北京历史上的空前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于此，改名中都，此地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3]（卷四○）这一地区作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大定九年(1169)，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4]（卷一一一）南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连阡接陌，桑荫障目”。[2]（卷四二）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5]（卷四七），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金世宗亲临此地，因其“人烟繁庶”，下令升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2]（卷六九）至承安三年(1198)曾升格为盈州[5]（卷二四），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

      金迁都中都后，依赖河北为主要物资供应基地。曾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今山东临清）、历亭（今山东武城西），景州之将陵（今山东德州）、东光（今河北东光），清州之兴济（今河北沧州北）、会川（今河北青县），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武强西）。[5]（卷二七）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今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大定二十一年(1181)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辈入京师”（注：《金史》卷二七《河渠志》所言6州，与文中5州不符，疑原文有脱漏。）。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5]（卷五○）。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的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6]（第96章），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7]]（卷八八）。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6]（第109章）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7]（卷五四），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8]。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9]（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