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3-0086-06 一 王安石的学术与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是北宋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形态。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盛赞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注：《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并讥讽程朱理学之所倚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注：《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是以王安石新学包举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濂洛关闽之学不过“经述之一端”耳。但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王安石学说亦是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家本位的基础上，融通佛老，兼采诸子，其规模阔大宏伟，然其学术特征还是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的。“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注：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新学与理学这两种宋代思想史上最为著名的思想派别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徐洪兴在《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就有阐发。此外，对荆公新学及其与理学关系的探讨，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萧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部成果。）的确，和任何思想的出现一样，新学的产生尽管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在理论形式上，它仍要以以往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其主张无论如何创新，总是依傍六经，从中找出立论的依据。新学所依傍的重要的儒家经典就是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周易》在相当程度上模铸了荆公新学。 从宋初三先生开始，宋儒就对《周易》有浓厚兴趣。胡瑗、石介都有注《易》的著作传世。范仲淹之《易义》、欧阳修之《易童子问》、周敦颐之《通书》（又称《易通》），均重视《周易》研究，借《易》之内容发挥其本人的思想。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更是踵其前武而过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北宋五子，都精于《易》。 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之中，王安石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将目光集中于先秦儒家的最高哲学典籍《周易》。其一生治《易》之得，早年有20卷的《易解》（今亡佚），此书比《东坡易传》与《周易程氏传》还早，是王安石学术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是荆公新学的发端之作。中年有《易象论》、《大人论》、《易泛论》、《九卦论》、《卦名解》、《河图洛书义》等，是构成荆公新学主干之著作。王安石的易学实为新学的中心线索。 王安石的易学思想相当完备，他认为，自有生民以来，《周易》最为深邃：“自生民以来，为书以示后世学者，莫深于《易》”（注：《王文公文集》第七卷《答徐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在他的心目中，《周易》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儒家的微言大义全部包含在《周易》之中，“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尽性矣，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为义。”（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五卷《洪范传》。）易道可以统摄儒家穷理尽性之学，通晓易道，即可臻于仁义之境。 对性命之理的关注固为荆公易学之核心，也是新学与濂、洛、关、蜀、朔之学的相通之处。然而，内圣与外王并重，则是荆公新学的鲜明特征。在王安石看来，《周易》一书包举综核内圣外王工夫，“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致一论》。）致一乃内圣工夫，近乎孟子所云之尽心、知性、知天。《系辞》有言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荆公发挥道：“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 王安石认为致一工夫必进于致用方能显现其功用，“内圣”必须开拓出“外王”，“圣”与“王”之间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圣”和所以成圣的心性本体是本质，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王”者治理的结果。所以，“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 圣人乘天地正气，秉人间真运，以自己伟大的人格感召天下，从自然万物到芸芸众生，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各得其序，丰亨豫大的王道世界降临于人间。在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王安石看来，盛德大业往往比内蕴之仁更值得歌颂与称道，“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荆公追求的是一种功利性的泛利天下的功业，这也是其变法理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