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3)01-0027-05 契丹南枢密院属北面官系统，是对应于契丹北枢密院而设立的辽朝中央统治机构。在关于辽代枢密院制度的研究中，中外学者大多主张契丹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对此所持的不同意见，笔者在研究汉人枢密院时已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在此，针对契丹南枢密院的一些具体问题略加探讨。 从枢密院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枢密院制度最早不是出现在辽代，但在中国古代首先把枢密院作为最高军政主管部门的却是辽代。从现有资料观察，辽朝枢密院制度的建立要远远早于北宋。据史料记载，“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1]，北宋建于公元960年，此时已经是辽朝穆宗应历十年。如果从辽太宗任命汉人枢密院的枢密使算起，已经有30年左右。辽、宋都吸收、借鉴了唐、五代的枢密院制度，但却依据各自政权的不同特点予以改造和完善。辽代按照“因俗而治”的方针，最终在北面朝官系统确立了契丹北、南两个枢密院。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官制的变化必须要符合契丹族传统的设官习俗，军政实权也要掌握在北面朝官系统，所以，南面官系统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一个枢密院的。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缺陋严重的《辽史》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经过对汉人枢密院的研究我们发现，它与契丹南枢密院有着微妙的连接点，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契丹南枢密院提供了可能。 在探讨契丹南枢密院时，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汉人枢密院向契丹南枢密院过渡的问题。《辽史·世宗纪》载，天禄元年（公元947）九月封“高勋为南院枢密使”，对于这个主管官，这里没有像契丹北院枢密使那样提到“始置”。如果不是史家的误载或疏忽，说明其只是辽世宗对统治机构进行调整时期的一种过渡现象。具体来说，也就是由汉人枢密院向契丹南枢密院过渡时在职官任免方面的反映。尽管这个过渡的时间并不很长，但由于涉及军权和行政管理权的重新归属，所以，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这一点从《辽史》的记载也能看得出来。《辽史·世宗纪》天禄元年载为封高勋为南院枢密使，天禄五年（公元951）则为“枢密使”。而《辽史·高勋传》却明确载为“天禄间，为枢密使，总汉军事”，直至穆宗应历十七年（公元967），才有“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的记载。高勋在益津关击败宋军之事，《辽史·穆宗纪》与《辽史·高勋传》的记载基本吻合，应当是可信的。景宗即位以后，高勋迁南院枢密使，《纪》、《传》提法大体一致。按照这样的过程，把由汉人枢密院向契丹南枢密院过渡基本结束的时间确定在应历年间（公元951～968）比较恰当。而作为主管官，汉人枢密院的枢密使何时过渡为契丹南院枢密使尚需得到有力的资料证明。 契丹南枢密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与契丹北枢密院基本相同，只是用“南”字与北面相区别。从机构名称来看，辽代北面官系统的枢密院制度也是对唐、五代等政权的制度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在主管官南院枢密使的铨选方面，以辽兴宗即位为界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契丹南院枢密使31人，其中汉人约17人，萧姓契丹人10人，耶律氏契丹人3人，姓氏不清者1人。（注：依据《辽史》、《契丹国志》、《全辽文》、《辽史拾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考订。因史书谬误、缺陋甚多，一些人物的情况难以准确得出结论，有的只能存疑。）另外，景宗保宁十年（公元979）五月癸卯，高勋被诛后，以韩匡嗣“摄枢密使”一事当为权宜之计，其具体情况因无明确记载尚难深入探讨。而此后则明确任命了汉人郭袭。直至兴宗即位，契丹南院枢密使全部为汉人。尤应注意的是景宗末年以后的几位任职者，像室昉、韩德让、邢抱质、张俭等，称之为辽代“名臣”似不为过。这种在北面朝官系统中比较长时间的以汉人为主管官情况的出现，在辽代是比较特殊的，也有着值得注意的历史原因。若从政权机构不断完善的角度考虑，以下几点是不可忽视的。其一，由汉人枢密院向契丹南枢密院的过渡问题。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这个过渡是很自然的，没有出现对政局有影响的混乱。汉人枢密院原有的地位，随着过渡为契丹南枢密院而得到提高，成为北面朝官系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之一。失去的只是“掌汉人兵马之政”的“军权”。事实上，景宗末年，契丹族在基本稳固了北方地区的统治以后，把军权全部收归到契丹贵族集团掌握之中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奴隶或封建政权都是如此，因为这对于一个政权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况且，这一过渡也没有影响汉人进入契丹南枢密院任职，甚至个别担任契丹南院枢密使的汉官所得到的权力还加大了，像韩德让就是一例。其二，辽政权封建化改革的需要。辽圣宗当政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封建化改革。对于契丹族统治者来说，能否平稳的实现这个变革，是关系到自身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在对宋关系中占据主动的关键。正因如此，圣宗时期的改革至少在力度上是不同于以往的。从中央政权机构到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从对各项封建礼仪制度的吸收到法律制度的健全，从对畜牧业经济管理的全面规范化到对农业生产方式在“因俗而治”方针下的进一步推行，从对封建传统文化以及科举制度的吸收与采纳到对周边各个政权和战关系的灵活处理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汉官的参与甚至担纲。而在北面中央官系统适合于汉官任职、又能发挥其作用的部门显然是契丹南枢密院。其三，是稳定汉人心理，把握对宋关系主动权的需要。圣宗即位以前，辽朝虽然取得了保卫燕云地区的胜利，但辽、宋对峙的格局尚未最后确立。这样，对于契丹族最高统治者来说，稳定辽政权中的汉官群体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契丹北枢密院对军权的独揽，汉人即使有统军权也只是局部的，或短时间的。契丹统治者无须担心来自汉人方面的军变威胁。然而，辽圣宗和萧太后所进行的改革，从其客观效果来讲，就是要与传统的封建统治制度接轨，这样，就必须要有通晓封建统治方式的汉臣参加。当时，辽、宋双方除了在军事方面的接触外，对于汉人群体的争夺是一个突出而又比较微妙的问题，这在后来“澶渊之盟”双方的文件中有明确的反映。对于这个问题，辽朝统治者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契丹南枢密院的健全，使许多汉官有机会参与辽朝重大事务的商讨和决策，这对于已经或试图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心理的稳定，以及发挥他们在对宋关系中的作用是很有实际意义的。事实证明，在“澶渊之盟”前后，契丹北、南枢密院的主管官都是汉人，他们对辽、宋双方罢战言和、最终确立南北对峙的格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