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3-0004-0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宋史界在学术思想研究上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以理学代替宋学，二是忽略了荆公新学的历史地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过邓广铭、漆侠、杨渭生诸先生的研究，纠正了这两个偏向，即：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直到宋理宗以后才取得官学地位，而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间则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方哲学。（注：邓广铭：《略谈宋学》，1984年《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页。漆侠师《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杨渭生《王安石新学简论》，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5～362页，下略。《两宋文化史研究》第十二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0～468页。）这两个纠正基本上得到宋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宋廷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和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新学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北宋覆亡后，新学犹如昙花一现，迅速地凋谢了，甚至说到宋高宗朝，新学被废止，新学经义也无人问津；有的学者则认为荆公新学从宋高宗至宋宁宗时期仍是儒家诸学派的主流，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笔者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南宋时期王安石新学衰落的历史轨迹 王安石新学既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特别是熙宁八年(1075)七月《三经新义》正式由朝廷颁发到全国各级公立学校后，直到北宋末年，新学作为官学在儒家诸学派中独领风骚达五、六十年之久，“熙宁以来，学者非王氏不宗”（注：汪藻：《浮溪集》卷17，《胡先生言行录序》。），“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沈溺其说”（注：刘一止：《苕溪集》卷30，《知枢密院沈公（与求）行状》。），“当大观、政和间，士唯王氏三经义、字说是习”（注：周必大：《附鸿庆居士集序》。），“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宑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注：陈渊：《默堂集》卷12，《十二月上殿札子》。）。 北宋末年，蔡京集团垮台，洛学传人杨时在论及蔡京集团祸国罪责时，上溯至王安石变法，并把矛头直指新学。新即位的宋钦宗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时，解除“元祐学术”的禁令。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多次表示“朕最爱元祐”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新学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虽说新学在南宋初年遭到很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却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1)“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他们反对完全抛弃王安石的学说，“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注：《宋史》卷428，《杨时传》。）(2)创建于熙丰之际的理学，其传人虽趁南宋初时局转变之际，力倡理学，理学由此兴起，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理学的传播多限于理学的门人和一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客，因而在其兴起之时，在社会上还缺乏替代新学所必须的影响和坚实基础；(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宋最高统治集团还没有把王安石的新学与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的政事完全等同起来，即所谓“安石政事不善，学术尚可取”（注：《宋史》卷379，《陈公辅传》。），宋孝宗也认为“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注：《朝野杂记》乙集卷4，中华书局，2000年，第569页。）鉴于这三个原因，新学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后。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验证。 1、从朝野士人对新学的议论看新学在南宋的地位 绍兴年间，理学的传人胡宏曾对孔孟儒学的正传有一段议论 大宋之兴，经学倡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苏氏也、欧阳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属之王氏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全也。曰：欧阳之文典以重，且韩氏之嗣矣，属之欧阳氏乎？曰：欧阳氏浅于经者，浅于经者不得其精也；曰：苏氏俊迈超世，名高天下，属之苏氏乎，曰苏氏纵横，纵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则属之谁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注：《五峰集》卷3，《程子雅言后序》。） 虽然，胡宏此段文字的宗旨是要为二程争孔孟儒学的正统传人，但他也不能不承认“王氏盛行，士子所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绍兴时期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尚不能完全与新学相匹敌。 乾道、淳熙间，四川士大夫员兴宗曾论及洛学（即理学）、蜀学、新学的优劣： 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其善鸣者也。程师友于康节邵公，苏师友于参政欧阳公，王同志于南丰曾公，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辩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注：《九华集》卷9，《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 本师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中引用此段材料后说：“员兴宗对三家所学之长的评论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他认为三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则值得注意，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荆公之学即使到宋孝宗时在社会上仍然有它的重要影响”。（注：《文史哲》1995年第1期。） 乾道、淳熙以后，理学因张栻、朱熹、吕祖谦等人的传承，程朱学派已臻成熟，在社会上的传播日益广泛，从而也扩大了它的影响（详见后论），加之理学家们对王安石新学不懈地批判，乾淳以后，新学便呈式微之势，理学的影响终于超过了新学，宁宗嘉定十三年九月，理学信徒胡卫有一段关于宋代文风三变的议论： 臣闻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朝廷之上号大手笔如杨亿、王元之，虽尚拘崐体，而场屋间，王曾试有物混成赋，识者即以公辅期之，自后欧阳修、尹洙专以古文相尚，天下竞为模楷，于是文风一变，遂跨于唐矣。 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体律之至，弗可及巳，譬犹木，在扶质以立干，不止于垂条而结叶也；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于是文风再变，遂越于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