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6-0052-05 学术界对宋代婚姻观念问题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先后撰文进行讨论，并得出宋代婚姻不重门第、只重钱财的结论（注：据笔者所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张邦炜的《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载于《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从学术渊源上看，这些讨论基本上是以郑樵《通志》中所谓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为前提而展开的，虽然领会了郑氏对宋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论断，却忽视了郑氏此论的另一番深意。笔者认为，只有对宋代婚姻观念作全面的、细致的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而这样做，至少必须认识到这样三点：一是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婚姻观念加以研究，避免以少数代替多数，以个别代替全部；二是必须考虑到婚姻观念的空间差异性，避免以局部代替整体。三是必须考虑到婚姻观念的时间变动性，不同时期人们的婚姻观念也有一定的差异。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选择北宋世家大族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加以探讨，从一个层面回答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而问什么的问题。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在讨论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之前，有必要首先交代世家大族的涵义。所谓世家大族，简而言之，就是指那些数代蝉联、官宦满门的著姓大族，这些家族在朝廷和地方社会中都拥有较大的势力。由于世家大族具有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其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也就代表着宋代上、中层社会的婚姻观念。 笔者在对北宋世家大族有关婚姻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后，发现这些家族在缔结婚姻关系时，基本上遵循以下两个择偶标准。 一、“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曲折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秦汉魏晋时代的某些特征正逐渐消褪，传统社会已开始了某种结构性的变迁。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封建等级制度同生共长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婚姻当中的家世观念、门当户对的原则仍占有支配地位，婚姻重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笃守的信条。 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北宋世家大族基本上以门第相当作为男婚女嫁的前提。如安陆李惟清家族，“婚嫁皆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注：黄庭坚：《山谷外集》卷8，《承议郎致仕李府君墓铭》。）济南李荐家族，“以家法名世，非礼法之族，莫敢通姻”（注：李荐：《济南集》卷7，《李母王氏墓志铭》。）。王举元家族在为女儿选择配偶时，“慎择名族良士，以为之配”（注：杨杰：《无为集》卷14，《故王夫人墓志铭》。），最终将女儿嫁给奉议郎赵君章。 处于最高社会地位的宰辅家族，在为子女择偶时更是注重门第，甚至可以说，婚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家族是不是“令族”、“华族”、“仕族”。如韩琚娶李忠恕之女，在于李氏“出于名族”（注：韩琦：《安阳集》卷46，《三兄司封墓志铭》。）；程琳五女，“皆适良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21，《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公神道碑》。）；包拯二婿，“皆士族佳器”（注：张田：《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安徽省博物馆藏拓片。）；胡宿女，“皆适士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34，《赠太子太傅胡公幕志铭》。）；韩璩四婿，“皆闻人材彦，士族钦属”（注：韩琦：《安阳集》卷48，《故安康太君陈氏墓志铭》。）；韩综女儿，“所从皆名族佳士”（注：张方平：《乐全集》卷39，《朝奉郎刑部员外郎韩君墓志铭》。）；欧阳修“孙女七人，皆适仕族”（注：苏辙：《栾城集》卷23，《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以门第择婚，已成为大多数宰辅家族的共识。 如果我们细究一些宰辅家族的姻亲网络，就会发现，宰辅家族的婚姻大都以门第为基础。试举数例： 宋城蔡氏“世以明经仕进”（注：张方平：《乐全集》卷40，《宋故枢密直学士赠尚书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蔡挺祖父蔡陟在宋真宗朝以吏能闻名，仕至国子博士；其父蔡希言官至泗州军事推官。蔡家也算得一个有地位的家族。正因为这样，蔡挺才娶了礼部侍郎王涣的女儿。当时，王家“
以显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
进联起”（注：朱长文：《乐圃余稿》卷10，《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铭》。），与蔡家的社会地位基本相等。 范雍女儿嫁给韩亿第四子韩绎，就在于韩、范二家“婚姻敌耦”（注：刘攽：《彭城集》卷39，《金华县君范氏墓志铭》。）。韩家固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注：韩维：《南阳集》卷末，《行状》。），范家“自忠献公在仁宗朝入陪枢衡，出秉旄节，有勋劳于王室”，“世推以为盛族”（注：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6，《范大夫墓表》。），两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几乎相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