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小说中的幽冥情缘 自六朝至唐代，志怪传奇中涉及人与异类恋爱通婚的故事颇多，其中人鬼情缘当算是最重要的一环，且特具本土民俗色彩，先以相对稳定的形象与情调呈现于志怪传奇，其后反复再现于宋人说话、明清小说及近代创作。人鬼恋事，可以说是我国小说历久不衰的创作资源。近代最早注意唐人小说中人鬼情缘的，是三十年代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中特别说到《广异记》，以为“在这方面戴氏（孚）所作甚多，算是最努力的一员”（注：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见《文学》二卷六号，文学社1934年版。）。《广异记》作者戴孚，生卒不详，与为是书撰序的顾况，于至德同登一科，程毅中据此推断其卒年五十七，当不晚于794年（注：程毅中《唐代小说琐记》，《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广异记》所记多为开元天宝间事，书成于贞元五至九年间，值唐传奇发展初兴阶段之末期，刚踏入全盛阶段最初年（注：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唐志怪传奇共分五期：初兴期，兴盛期，兴盛后期，低落期及续低落期。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初唐小说发展至此，已在六朝志怪的基础上，综合史传、辞赋、诗歌、说话等多样文体风格，积累大量创作经验，开始出现新意念、新面貌的传奇文。 作为唐代早期小说集，《广异记》介乎志怪传奇之间，标志小说由志怪演为传奇的过渡发展。它篇幅最宏富，稍前有武周时牛肃的《纪闻》十卷，差不多同时成书而面世稍早的，有张荐744-804年的《灵怪集》二卷，若以量计，都为逊色。顾况序云：“原书二十卷，用纸千张，十余万言。”（注：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全唐文》卷五二九，启文出版社1961年版。）今《太平广记》征引《广异记》条目特多，凡313条，其数仅次于《酉阳杂俎》，其中304条当出原书，其余只有少数属于误录。单是《太平广记》所引，篇幅已近十余万之数，大致保留了原书基本面貌，读之可知初唐小说由志怪而传奇的转变轨迹（注：李剑国《叙录》上册《广异记》条云：“本书上承六朝志怪，大都用记闻之法，故短幅者众，然重乎情致，发挥藻思，已是唐人面目；而较长之篇达四五十事，装点笔墨，乃用传奇之法，尤可见演进之迹也。”又见程毅中《唐代小说琐记》及方诗铭之《广异记》辑校说明（中华书局1992年版），均以为此书是志怪传奇之过渡期代表作品。）。 《广异记》内容包罗极博，广载天地奇异，故以此名。顾况序云：“谯郡戴君孚幽赜最深……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粗略的分类计算，神仙、精怪、鬼魈、虎、鼠、蛇、鱼、龟之类故事特多，鬼神冥报及释氏感应之数相当可观（注：见李剑国《叙录》上册《广异记》条：“此书十数万言，卷帙之浩，唐稗鲜有，所载天地奇异，包罗广博，宜乎名《广异》也。其中神仙、冥报、狐、鬼、虎事最众。……情事每每雷同，恒有似曾识燕之感，盖作者为足其卷帙，自相蹈袭，或有闻必录，未事精择也。”）。其中若干篇章辅教之旨甚明，例如金刚经、观音经、佛像应验记之类，情节雷同，颇陈陈相因，此类宗教题材故事有其内容与模式之约制，作者难以出新意，固不免蹈袭之迹。所谓画鬼容易，相较之下，鬼类题材宗教约束较少，“装点笔墨”空间较宽，因而不乏新颖趣味。单就《太平广记》卷三一六至三五五，鬼篇共四十卷中，出自《广异记》的最多，计五十五条，此数占《广异记》全书百分之十五；又鬼话中涉及人鬼婚恋关系者十三条，占鬼事之五分之一强。篇章多简短精干，最短不过百言，亦有长约六百字之篇，收在《太平广记》梦篇、鬼篇及再生篇共十二条，见于冥报篇一条（另外一条阎陟见卷二八○梦篇，亦涉人鬼相交，惟过于粗略，叙述欠完整，不计在内）。单看人鬼情事篇幅之多与题材之集中来看，戴孚可算是唐前期多产的聊斋先生。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而言，唐代小说体制纷繁，题材殊多，评鉴唐人小说时，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小说发展阶段、故事来源、流播方式、撰作动机及读者／接受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唐初小说多取材怪异之神话或传说，与民间故事关系特别密切，而神话、鬼话、幽冥怪谈、人间奇事等往往长期在民间说话中流传，不少故事先经集体口头创造，后由文士记载。自口传至笔录，其间说者与听者／作者与读者／原创者与传播者的身份混淆。唐初志怪传奇作者与作者之间本来就“互相传说”（注：顾况《广异记序》云：“……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某些故事的基本结构既成，即使作者注入创意文采，不能完全摆脱构成过程中已积淀凝固的部分。这种情况与古代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先天性格有关，耳目相接的传统，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至明清小说创作中，成为中国小说的遗传特性（注：洪迈《夷坚乙志》序：“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夷坚志》，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版。）。故此，审视初唐小说，不合用近代西方小说的“创作意识”观念衡量，不宜以明清作品的标准，甚至也不便用全盛期杰出传奇作品的高度去评价，本文即把《广异记》还置于唐传奇发展初期去进行考察（注：小南一郎，Kominami Ichiro,"T'ang-Dynasty Ch'uan-ch'i Stories:From the Narrative Locus to the Written Work"and"Introduction".See 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no.82."New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with a Focus on Narrative".Tokyo:The Toho Gakkai,2002.）。 我们尽管无法一一考证作者的撰作实况，推测戴孚取材自大量的志怪传闻，他在撰述上保守志怪以来的史传记闻的态度，有时会明列时、地、人物姓氏，强调故事之真实性，写作意识处于豁醒初期，这是唐前期传奇尚未完全成熟的表征。此种态度与唐后期作者刻意作怪，有意识地标榜故事的虚构性，或炫耀作品的原创性，尚有一段距离。同理推之，我们有理由相信戴孚所记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口述的成分，比较接近传说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