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繁荣的当下，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创作至少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击：实践活动近乎不可逆转的边缘化；文本内容粗鄙化的肆意泛滥；德里达“文学终结”论的日益扩散。这无疑，已经颠覆文学接受主体的阅读感知与领受模式。在具体的文本界面，单向双向多向的信息流动与汇集，已经形成纠结状态般的信息板块并逐步被推移至接受主体，而接受主体对文学一度创作的动摇左右，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文学创作遭遇多维多向的挤压，确有着硬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之于创作主体是客观的需求，之于接受主体是主客观的统一。如果可以认为，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是来自部分实践的推测，并是对未来的自我臆断，而文学的粗鄙化只是社会生活恶俗倾向的文本表现，那么文学的边缘化，即成为最为关键、核心的问题。 接受主体（抑或消费主体）主导地位的确定，颠覆了创作主体原有的“圆心地位”并决定着创作主体的边缘化，而创作主体的边缘化决定着实践结果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应该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 “新时期”以来，在很长的时间内，“全知式文学”（以现实主义、新写实为代表）、“自知式文学”（以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占据着文坛的主要地位。《红旗谱》《白鹿原》等以客观为主观叙述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进程，各“流”各“派”的诗文则以主观的哲学美学元素，打开了接受主体阅知、情感和美的另类空间。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特别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与侵入，“他知式文学”不可回避地浮出创作层面。这种”他知式文学”，从“地摊文学”、“从众文学”发展成“市场文学”，并轻而易举地闯入主流文学的“庙堂”。文学创作格局的这一重大改变，不是突发中断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它表现出无所不往的能性与不可逆转的特性。 消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与指标。在中国，社会消费由配给制到自选式的本质演变，确立了消费主体在社会生活里的中心地位，消费主体中心地位的确立，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赋予，它表现在精神接受（消费）层面，就是一种话语、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取向。显然，文学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圆心地位”的颠覆，既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在已然的文学历史上，创作主体基本上是以全知的叙述，来单向传达到接受主体的，接受主体阅知的反向推进，也总是停止在文本这一层面。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接受主体的反向运作，不仅对文本行使了可选择的权力，而且对更上一级的创作主体也进行了不可拒绝的选择。创作主体，开始真正关注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逐步形成自接受→创作→文本→阅知再到接受——这样一个精神实践与接受（消费）的循环往复的流程。不管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学，是理性的坚守还是情感的守望，都要面临这一客观上的抉择与定位，或早或晚或有些不自主地被卷入到这一流程之中。 创作主体的边缘化，一是来自接受主体的颠覆，一是社会文化生活多元多向多样使然，一是创作主体自身边缘化的组成与社会边缘化生活强烈表现的活跃。在第二点上，众多学者与创作实践者均已形成了共识；文学已不再是社会的“宠儿”，卸去了过多的价值与美感承载，进行了文学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这多少有些自我慰藉与无奈。实际上，社会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反倒激活了文学创作原有的元素，尤其是在文学叙述方式与文字的无限包容性方面，延伸了思维方式与文字感知的触角（如《马语者》与后现代主义诗文），这之于频频提出种种阅知要求的接受主体，起到了精神与美的深层触动与感悟作用。文学，还能光顾人们的精神家园，还能启迪人们对文学与阅读的美感。不过，假如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与跨越，成为社会媒介主流而全面付诸实施的话，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就或许有了终结的可能（J·希利斯·米勒语，《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文学时代→图文时代→“世界图像”时代，这种演变，不但是决定着文学边缘化的历史必然，而且文学本身也极可能被消解在这一代际演变的过程之中。网络文学的出现，似乎给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文学没有消解也不可能被消解，它对于文学说来，只是创作、获取和接受行为与方式的改变。尽管网络文学在“虚拟空间”的基本元素上，更加贴近文学原有的本质（南帆语），但人们清醒地知道，网络文学的“虚拟空间”与纸介文学的虚拟写作有着本质的不同：网络文学可以是创作、接受、主体、阅知四者的共时统一体，而纸介文学却是由这一统一走向了分解。倘若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与“文学研究消亡”论，应该是有些耸人听闻的话，而网络文学以至进入信息时代后出现的各种电子传媒文学，则将对纸介文学的中心地位产生空前未有的冲击，我们在这里探知的文学边缘化，便可能会被或然的文化现实所淹没，探知本身将变得愈加艰难和无奈。 社会边缘化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这一空间承载的精神与美的信息，表现出前倾的态势和先锋特性；边缘人之于创作主体的参入，也“拉偏”了文学实践的“圆心效应”——文学边缘化，反而表现出很大的繁荣与充分的价值。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场关于“小人物”、“中间人物”创作实践讨论的结果，将人们引入到错误的实践行为之中。实际上，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质的转变的时候，其三者投射到文学创作上的斑斓七彩，有着极为重要的中间色，这一“中间色”恰恰表现着社会质的转变的深刻与复杂，恰恰可以成为耀人眼目的创作光彩。当下社会生活的边缘化，也同样透露出相应的信息。不过，后者的出现及发展，却有着更多的积极意义和先锋价值。边缘化，即是周边化。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区域、群落间相互渗透交叉、纠结变化，精神领域中不同范畴、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心理情感模式的互为补充、互为流动和互为影响，在其周边状态中全面发生着震动和颠覆，实际成为以上种种相互间冲突与改变的战斗前线。稳私揭秘类文学，虽然弃斥着粗鄙和反复炒作的聒噪，以极低的叙述姿态醉心于旁观与偷窥，但是其写作空间的潜在拓恳、近乎原生质的平铺直叙，仍能丰富接受者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和理解，也是对人与人性多向度的一种旁证和解释；而“个人化”写作（如《上海宝贝》），其哩嗦的肢体浯言和与之紧密关联的无所谓却真有所谓的写作状态，不应肆意泛滥且有着掩人耳目的淫亵展露，却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令人足可侧目的叙述特征：“肢体语言”的写作，其实在内构着文本自身的形成。至于“纯文学”的退守（张颐武语），则是其处于周边状态与其它文化元素和形态冲突和互动的表现，后现代主义更是以“退守”为进攻，在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情感方式上对历史的、当下的都进行了锐利的突入和破坏，回归与孤寂，使其精神与美的旗帜愈加飘展。所以说，文学的边缘化即文学的周边化，并不是文学独特精神的价值与美的淡化、弱化，却正是文学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主动出击、突显其价值与美的客观发展——尽管这一“去中心化”，多少捣碎了传统作家诗人“圆心地位”的“好人好梦”，但在市场经济、信息时代即将与全球化联袂浮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边缘化，是对其它文化元素与形态的参入和互为整合，是其独特价值与美的更加激烈、更加惊心动魄的表现——甚或可以说，文学边缘化的过程，是关乎到文学自身存亡的社会文化形态整合、汰选和发展的前奏。那么，文学的边缘化，应该是其独特价值与美的彰显和重构，反而表现出它的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