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从教学形态到理论本体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永刚(1961-),男,云南罗平人,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 曲靖,655000

原文出处:
思想战线

内容提要:

探讨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本体问题,可以从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入手。在我国现行文学理论教学形态中,其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与表达错误,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相分离。文学理论的理论活力减弱,使其逐渐成为知识汇编。重建文学理论学科,改进其教学形态,其思想基点是深入探索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哲学美学资源和文学构成本身。文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理论”,思维与方法是其不可缺少的特质;然后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必须紧扣文学本身进行言说。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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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4-0076-04

      就某种意义而言,文学理论是一门存在于大学讲坛上的特殊的理论学科。当然,在社会文化活动中,文学理论也会频频亮相,具有异常活跃的形态,甚至会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成为重要的文化话语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一般已化为观念、方法,以及各式各样的具体论述,沉入或者转化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似乎只有在大学课程结构中才体现出其学科体系的完整性。

      大学的主要文学理论课程——我们习惯于称之为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必须具有作为“理论”的体系性与基本功能,具有“理论”的本体性与自治性,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教学形态。这一形态提供给学生的,应该主要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思维、理论方法。理论不是“知识”,“知识”是死的,理论必须具有活性;能够产生活性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具有“理论”质地的文学理论。基于这一点,从现行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形态研究入手,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问题,对于建设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现行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改变中国古代以文学批评见长而无显在、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状态。应该说,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文学通论》、《文学导论》、《文艺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等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已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众多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实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重建文学理论学科,正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越来越迫切的重任。

      现行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的主要弱点,较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就课程体系看,我们的大学文艺学学科中,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历来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错误,文艺学(狭义)这个本来以文学理论、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作为三个基本子系统的学科,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理论,文艺学专业也就成了文学理论专业。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文学理论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更重要的是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及文学批评相分离。即便现行文学理论强制性地将文学批评纳入它的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收尾部分,也不能改变这种本质的分离状况。久之,就产生了消极的结果:文学理论既脱离了文学活动实际,又不能与以批评为特长的古代文论相融合,更不用说实现其现代转换了。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必然。处于这种状态的文学理论,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政治等外在文化力量作为支撑才得以延续发展的。

      就内在性质看,文学理论课程的理论活力减弱,逐渐成为知识汇编。知识化的文学理论失去了“理论”自身的规定性,必然会在体系、范畴、内容、形式等方面失去科学依据与约束力。因此,它要么依凭文化强势话语,使自身体系更为封闭僵化;要么无限趋近各种新理论,搬用其观点材料,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使体系不断扩张,而理论的有机性和阐释的适应性却大幅度减少。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这两种倾向十分明显。20世纪初的文学变革文化变革由思想性质向政治性质的转化,如果说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它的不可选择性投影于文学理论,便是对苏联那种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方式的借鉴与套用。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做法逐渐定型,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治性和学理选择被不同程度消解。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批评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中心位置,所谓文学理论话语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偏离了文学的基本规律,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已很难进行。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编写方式和“体系”其实是一种非文学化的封闭的方式和体系,许多文学本体问题都成为禁区,被排除在文学理论范围之外。80年代以来,另一种现象出现。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学、文化思潮涌入国门,解除了禁锢的中国文艺界尚未来得及(实际上也不可能)进行中国化的文学理论的自省与自觉,便被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流派、观点所吸引,甚至淹没。文化转型时期的借鉴与学习这一必然趋势又再次剥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思考。一时间,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充塞了我们的理论与批评言说,使我们难于发出独立的声音。体现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便是在以前那种苏联模式的封闭状态之中不断塞进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观点、论述甚至个案分析。应该说,这首先是一种进步,它丰富和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单一的文学理论模式,使它有了参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非学理的理论误区与盲点,从而开始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但是,由于缺少关于文学理论本体范畴的思考作为基础,这种借鉴与学习从根本上看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方式,结果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看到的便是这种延续至今的不规则、不和谐,也可以说是并不具有严谨学理意义的缺少消化能力的理论补充与移植。它会使文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无端膨胀,章节不断增多,新概念与新术语堆积,理论的有机性却大大减弱,与文学实践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联系在新的意义上再次大幅度脱离。结果,它的应用价值即理论活性变得十分有限,而对它的理解掌握也变得十分困难。这样的文学理论,其重心已经更大程度地从思维和方法层面移向了知识层面。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难以承担中文专业基础理论学科的重任的。所以,重建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探讨新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方法这个话题才被迫切地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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