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得到空前的重视，方言的文白异读也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文白异读的研究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汉语史研究的新天地。正是从这个角度，本文想对文白异读做一次全面的清理。

      一　文白异读的本质

      一般认为，白读是口语音，文读是书面语读音。对最新的书面语读音和口语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描写，但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文白读，这样的描写就有相当大的缺陷。举例来说，清涧话口语保留入声，可是“六”“肉”二字日常都是说去声，只有在“六畜兴旺”和中草药“肉桂”当中读入声。“六畜兴旺”是过年的时候贴在墙上的吉祥语，“肉桂”是文化人的知识（在县里，最有学问、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多半是老中医。一是他们需要认许多药名，知道许多僻字难字；二是他们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三是他们的资本和技术也能够使他们保持独立的人格）。按理说，这两个字的入声读法出现在书面语或者文化语中，应该是文读，可是它们的语音形式恰恰是保留入声的“白读”，一般的方言学著作也会把它处理为白读。清涧话的“贼”这个词一般都说阳平，无论是读书时，还是口语里提到这个事物，都是这个音；只有在“贼走了关门哩”这句乡间谚语里才说入声。如果把这个入声归入文读，它根本不是平常读书时的读音，如果算白读，它不出现在一般的说话里。刘勋宁(1983)曾说过：“清涧话的这种一字有文白两读，只是就其语源而言的。大部分文白两音总是固定在各自特定的词语里，并不随意互读。”那个时候，我初出茅庐，以为这只是清涧话的特点。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普遍现象。

      从本质上说，文读就是方言对标准语的音译。徐通锵(1996:349)指出：“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所谓的“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就是要拿自己方言里最接近权威语言的声音去对译，这就不能不受到自己原有的语音系统的制约。这和语言间的音译关系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翻译“Bush”，我们不得不把浊音的“[bu]”翻译成清音的“布[pu]”，给“ｓｈ”后面增加一个元音，翻译成“什ｓｈｉ”。不过，方言间的音译和语言间的音译有一个区别，这就是方言间的音译大多是同源成分间的互译，从而形成了音韵上的对应关系。

      汉语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字形有多种读音与之匹配的情况，这与它的文字性质有关。汉字是表意文字，以义统音，所以可以超方言，超古今，甚至超语言。举例来说，“学”可以念ｘｕｅ，可以念ｘｉａｏ（北京土话），可以念（苏州），可以念（广州），也可以念gaku（日语音读）和manabu（日语训读）。王士元先生曾经做实验，让自己学前的孩子看汉字念英语，“学”念school。（注：1979年听王士元先生在北大的语言学讲座，王士元先生清晰、幽默、睿智的讲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他让自己的孩子看汉字读英语的故事，一个例子就是这个school。）刘勋宁(1991)曾指出：“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着所谓的‘文’‘白’异读，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书面语和口语形式的差别问题，也不止是方言互相影响和渗透的结果。它应当说是由汉语特殊的语言文字关系以及特殊的中国式的标准语与方言间的关系造成的。”

      由于书面语会向口语转移，口语会向书面语渗透。经过长期并用之后，二者会互相交融。所以仅仅从口语使用还是书面语使用来分辨，就会遇到前述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存在于方言研究当中，也存在于普通话的研究当中。曹先擢(2001)用“文读其韵母为单纯式，白读为复杂式”来概括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差别，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可是不得不在“绿ｌù/ｌｙù”的后面加注：“北京话白读为ｌǜ与文读ｌù同属单元音韵母，此处是从历史上说的”。可见，离开了历史，文白异读就很难厘清。曹先生还举了这样的例子：“‘角’有ｊｉǎｏ／ｊｕé二音，其不同便不能仅以文白的不同来解释。ｊｉǎｏ为白读音，但‘画角’是古汉语词，几何学上的直角、锐角、货币单位之一元的1/10，都不是口语的问题；ｊｕé，为文读音，戏剧的角色，还可以儿化作‘角儿’，书面语口语并用，而‘角儿’更带口语色彩”。从曹先生的这个例子，特别是从“‘角儿’更带口语色彩”这句话不难体会到这种强分口语书面语的尴尬。（注：曹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说，“角儿”书面语口语并用。相对“角色”这个词，“角儿”更带口语的色彩。“角儿”是京剧界的行话，相当于清涧话的“肉桂”，本来也是文化人的东西，所以用文读，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看来“土”了点儿——所以更带口语的色彩。）曹先生还提到这样的文白异读：“例如‘亚’字，以前的辞书注音ｙà为文读，ｙǎ为白读”，“又如‘浑身解数’中的‘解’，《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注为ｊｉě，为文读音，《现代汉语词典》注ｘｉè，为白读音，口语中有‘跑马买解’”。这显然是另一类问题，和我们一般说的文白异读不同，也和曹先生归纳的文白异读韵母规律不同（ｙà／ｙǎ是变读关系，ｊｉě／ｘｉè是误读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是对的）。

      对汉语来说，最权威的读音自然是随着书面语传入的音。我们在1985年的文章中说过：“官话方言有许多派别。不同派别的方言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在历史上也互有升沉。”这种地位的变迁，自然会给书面语的语音标准带来影响。因此，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标准，就不能不在方言的输入中留下痕迹。就像树的年轮或者地质层一样，给我们留下观察和研究的标本。对我们来说，文白异读实际反映的是共存在一个语言或方言中的同源成分的不同语音形式，而这种不同形式折射了历史上的标准语和方言关系。

      北方话里的这种层次比较少，字数也比较少，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标准语区虽然几经更迭，多数时候还是在北方话区域之内。北方话内部的差异不算大，标准改变就不容易留下痕迹。北京话里的文白异读之所以基本上集中在古入声字内，也就是因为北方话各方言间的音韵差异主要集中在这部分字上。对那些差别比较大的方言来说，这种更迭就会留下对比强烈而又广泛的积存。所以我国南方的许多方言里，都有数量庞大而且差异明显的不同读音，层次也往往不是两三层可以概括的。在那里，文白的概念就不敷应用。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吧，研究闽语的罗杰瑞先生才反感“文白异读”这个说法，成为最早实践语音层次研究的人（罗杰瑞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