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2-0002-06 一、前言：“事件”本末 关于汉语音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曾发生两次争论，或曰“事件”。其一为美国的罗杰瑞(J.Norman)和柯蔚南(S.Coblin)两位教授所提出的"A New Approach to Chinses Historical Linguistics"（朱庆之译：“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并见参考资料）：他们指出，自高本汉以来，以《切韵》和韵图为依据的中古音研究是不正确的，因为两者都是年代不明和地域来源可疑的材料，是文人的杂凑，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所以都不代表实际的语言。结论是：必须重新开始，采用一种“动态的历史模式”，以调查现代方言为本，逐步上推，才能构拟出汉语自北方平原逐步逐代向南扩散的过程与层次。这种说法可谓彻底地否定了中国音韵学的基础与传统，而且可能误导人以为汉语音韵史是从高本汉开始的，这一说法遭受到蒲立本(E.G.Pulleyblank)教授的强烈反驳。他在他的"Qieyun and Yunjing: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刘爱菊译：“《切韵》和《韵镜》：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依据”）中说，上述两种资料绝对代表实际的语言，是研究中古汉语的无价之宝，而《韵镜》更是中国智能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极突出的成就。他认为他们不能了解这两种资料的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代的音系学理论。这两篇文章都已译为中文。多谢他们都寄了给我，否则可能还看不到呢！我感到奇怪的是，尚未见到国内学者的反应。没有反应不会是默认吧？ 另一个争议是所谓“梅祖麟事件”。我于2002年9月下旬应邀到徐州师范大学讲学，适逢古汉语语法讨论会在泉州举行，得便应邀列席；甫见面，郭锡良教授就问我对“梅祖麟事件”的看法。我已退休多年，“不闻世事”，于此一无所知，自然没有什么看法；他于是把梅氏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从网上印了一份给我，同时也把他的反驳文“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给了我；读后自然难免吃惊，原来梅氏把乾嘉时代的古韵学家（除了段玉裁）、近代的“章黄学派”及其“支流”王力等，都狠狠地批判了！（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王力先生是“章黄支流”！）年底回美，又看到陈新雄教授早已寄来的反驳文《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看来这次由于梅氏公开点名叫阵，国内学者才有相当激烈的反应，但公开回应的似乎也只属少数几个人。 二、“事件”的性质 看过上述两次“事件”的正反辩论以后，我自然也有些个人的想法。首先我有些感慨。学术研究本应以礼待人以礼服人，何必恶言相向呢？继而一想，蒲立本、郭锡良、陈新雄等的强烈反应，都是既合理又必要的，因此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作反应，岂不等于默认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了吗？退一步说，个人的毁誉不必计较，但这岂非也等于默认中国的传统音韵学一开头儿就是错误的？这就不得不力加辩正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奇怪没有更多的人作出反应。（据闻郭文发表时也有些波折，这就更令人费解了！）本人索居海外，退休多年，本不拟表示什么意见，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得不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就他们研究的目的说，罗、柯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惜他们没有考虑到别人研究的目的。同样的，梅文开头儿批评某些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无所谓那个国家或那个语言的有特色的方法或理论。但他在其他部分所说的就很有问题了。蒲、郭、陈的文章已经把对方文中的特定问题，以及对他们本人或其师友的恶评详细辩正，所以我在这儿将不谈那些细节，只想从“衡诸常理”的角度，原则性地讨论一下《切韵》和《韵镜》之类的韵图是否分别代表实际的语言，以及中国学者所说的“上古音”与国外某些人所说的“上古音”所指是否相同。 三、中国音韵学的目的 我们研究汉语音韵，大概不会都是为研究而研究吧？也就是说，我们大多都有某种特定的目的。中国音韵学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代有人在，试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十多年前，我曾作过一个演讲，向美国的同事们介绍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Hsueh 1987)，在那个报告中，我特别指出，中国学者研究的是哲人和诗人的语言；也就是说，为了正确地解读先秦时代的经典著作，他们才研究“古韵”，为了树立诗文写作时的公认标准，他们才辨析“今韵”。当然，”今韵”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帮助推广“标准话”。在中国的历史中，最晚从东周起，就有了标准语的观念与应用，即所谓“雅言”，后来也叫“通语”。明清时又叫“官话”。当然“标准语”是因时而异的，但不同时代的标准话是有密切的传承关系的。不用任何书面证据，我们就可想象到，远自“雅言”时代起，除了“通语”以外，每个时代必然还有许多方言，由于中国音韵学家的目的既如上述，他们自然就以研究标准语为本；这是为什么除了元代以后的几个例外，中国学者很少较完整地记录下任何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