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本文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梵汉对音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进行了新的论证，文章利用汉语的同源字、联绵词、方言材料、梵汉对音材料、汉藏同源词以及越南汉字音材料去探讨古汉语塞音声母与鼻音声母的密切关系，以说明中唐以后这种特殊的对音现象乃反映鼻塞复辅音声母简化的过渡阶段。
、n、n、m。这种现象在中唐以前是没有的，中唐以前的译经一律以全浊字对译梵文的浊塞音，用次浊字对译鼻音。可是在慧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译经师的译音中，便常用这五个声母对译梵文的浊塞音声母，或对译梵文的浊塞音声母及鼻音声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对音现象？本文试加综述探讨。 首先把这种特殊对音现象提出来的是马伯乐，1920年他在研究不空的梵汉对音中发现这些梵汉对音往往是用鼻音韵尾的鼻音声母汉字对译梵文的鼻音声母，用非鼻音韵尾的鼻音声母汉字对译梵文的浊塞音声母。他对于这种特殊的对音现象的解释是：因为汉语的鼻音通常在除阻时带有一个塞音。如：
。如果这个音节是带有鼻音韵尾，那么，由于鼻音的影响，使整个音节产生鼻化，而不再保留鼻音声母除阻时的塞音；如果这个音节是没有带鼻音韵尾，那么，这个鼻音声母便保留了除阻时的塞音成份，这时候，便可用来对译梵文的浊塞音声母。（注：参看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考》，BEFEO,XX,NO.2,1920。） 对于这种特殊的现象，其他学者的意见各有不同。其中刘广和跟马伯乐的解释差不多。他认为中古的长安方言鼻音声母带有浊塞音成份，而带有鼻音韵尾的鼻辅音字由于受到共鸣作用而使鼻音成份更重，因此较多对译梵文的鼻音声母。 聂鸿音认为这种现象是梵语方音的反映。他在《慧琳译音研究》[1][p65]中指出：“智广《悉昙字记》中有几句话却清楚地指出这种现象不是汉语读音所造成的：‘伽字(ga)，渠下反，余国有音疑可反’；‘茶字(da)，宅下反，余国有音搦下反’；‘婆字(ba)，罢下反，余国有音么’；
，搦下反，余国有音拿讲反’；‘那字(na)，捺下反，余国有音曩’；‘么字(ma)，莫下反，余国有音莽’。这里所谓‘余国’的读音恰与不空、慧琳等人的译例相符，可见经师们在这里用字的分歧是不同的梵语方音的反映。” 储泰松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原始汉藏语在汉语中的遗留，[2]并认为对音反映出的这种鼻辅音的音值应是：疑
泥[nd]娘[nd]日[adz]（＞[nz]）明[-mb]（注：本人认为娘日二母的音值应为
）。由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杂居的地方，民族之间来往频密，遂使它有可能保留较多原始母语的特点。随着唐代国力逐渐强盛，长安音逐步取代中原音成为通语的基础方音，而译音采用的正是通语。储氏又指出，这种对音现象开始于隋阇那崛多，及至善无极、金刚智也有这种对音现象出现，直到不空可谓臻其极。这正好反映了长安音取得通语地位的过程。 尉迟治平认为：[3][p1]这种对音现象即鼻音声母与同部位的塞音声母经常发生关系，绝非偶然的现象，应是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留下的遗迹。而鼻塞复辅音声母的分化，必须经过一个鼻音和浊塞音自由变读的阶段，中唐以前，次浊字仍为鼻塞复辅音声母，可能这时的鼻塞复辅音鼻音成份较重，所以便用来对译梵文的鼻音，直至中唐以后的西北方言中，次浊字已进入了鼻音和浊塞音自由变读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对音材料中，次浊字既用来对译鼻音，又用来对译浊塞音。 综合上述各家的见解，本人大体上同意储泰松和尉迟治平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汉语复辅音声母在先秦以后不久已消失，绝大部分的复辅音声母在先秦以前已开始走向单辅音声母的阶段，当然，从复辅音声母转向单辅音声母，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而这个过渡阶段可以说是一个颇为漫长的阶段。不同声母演变历程花的时间也各有不同，鼻塞复辅音声母在先秦以前已开始简化为单辅音声母，在简化的过程中，它们必须经过一个辅音结合的松化阶段，在早期的松化阶段中，大部分次浊字的鼻音成份比塞音成份重，所以用来对译梵文的鼻音。中唐以后，这种辅音结合的弱化阶段再进一步发展，有的已变为鼻辅音或浊塞辅音的单辅音声母，有的则仍处于过渡阶段，以带有较重鼻音成份的浊塞音声母或带有较重塞音成份的鼻音声母出现。因此，这时期的梵汉对音中，既有次浊字对译鼻音，又有次浊字对译浊塞音。 至于认为这种现象是梵语方音的反映或汉语读音所造成，当然也有其道理所在，只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而已！如果说是梵语方音的反映，那么，我们怎样去解释在其他的对音材料如唐五代藏汉对音和日语汉音中也发现到这种特殊的对音现象？据严学宭和尉迟治平列出的有关日语吴音和汉音的材料，就显示出不只是在梵汉对音中才有这种特殊的对音现象。请看下表：[3][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