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219(2003)07-0015-05 一、引言 20世纪的普通文字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由美国学者引领风骚的舞台。 1952年，美国学者I.J.格尔伯(I.J.Gelb)的力作《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Writing)问世，被公认为标志着普通文字学的正式建立。该书所构建的理论模式--单一起源（起源于“语义文字”，或称“图画文字”）、单线发展演变（按语义文字→词符（表意）文字→音符（表音）文字的顺序依次演变）的人类文字发生发展模式，在普通文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整整40年的晕轮效应。 1992年，另一位美国学者S.D.白瑟拉脱(D.S.Besserat)以其凝聚20余年心血的力作--《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通过极其翔实的考古资料，说明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其前身并非什么“图画文字”，而乃记数的陶筹。证明了“图画文字”并非人类所有文字的必经之路。这就不但推翻了格尔伯模式的基础--图画文字说，而且带来了对格尔伯整体模式适应范围的重新思考，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盲从，转入科学的、理智的探索轨道。 现代语言学的缔造者索绪尔(F.de Saussure)曾指出，人类语言总系统的基本类型为“三类两极”。人类文字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即“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而表意体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字”。索绪尔还在他的论著中特别声明：“我们（指欧美学界--笔者注）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 因而，把语言-文字类型学引入人类文字研究领域，用中国学者关于汉字系统起源阶段的研究成果，支撑起人类文字起源领域的另“半边天”，是构筑普通文字学新模式的关键，也是21世纪人类文字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布龙菲尔德时代”与格尔伯的普通文字学模式 （一）布龙菲尔德的文字学模式 芝加哥大学是一所有着深厚的考古基础的大学，是一所与美国语言学的全面腾飞有着密切关系的高等学府。其中，出生于芝加哥的布龙菲尔德，190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7～1940年，布龙菲尔德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之后，就是从这里，布龙菲尔德走向当时的美国语言学的最高中心--耶鲁大学，达到其事业的顶峰。美国把1933～1950年称为“布龙菲尔德时代”，那么，可以这样说，“布龙菲尔德时代”是从芝加哥大学开始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语言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1.前奏阶段 这一阶段以辉特尼(W.D.Whitney)为代表。 辉特尼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代的语言学家，他致力于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辉特尼主张：语言学应该以经验的概括为基础，这种概括仅限于说明语言的现状和过去的状况。在语言的描写中，辉特尼只提到“结构”，而没有提出“系统”。辉特尼时代，是美国语言学正式崛起的前奏。 2.微观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以鲍阿斯(F.Boas)和萨丕尔(E.Sapir)为代表。 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在考古人类学厚实的土壤中诞生。鲍阿斯、萨丕尔为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把语言学研究置于人类学的总框架中。主要成就是：为美国语言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重大的描写性的成果，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 鲍阿斯被认为是美国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正式的身份是人类学家，语言学是他自学的学科。20世纪初，以鲍阿斯为代表的美洲考古-人类学家提出：“文化是自成一格的”，“一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从该文化自身形成或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因而，他们拒绝用旧大陆的发展模式套用美洲的考古资料。鲍阿斯把他在人类学领域的观点运用到了语言学研究中，开创了美国语言学，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1911年在美国语言学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美洲印地安语手册》第一卷卷首有鲍阿斯写的一篇序言，号召人们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鲍阿斯建立了这样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鲍阿斯指出，由于研究过欧洲和西亚语言的语法学家曾制定了一套语法范畴，后来的语言学者往往想在每一种语言里都去寻找这些范畴。实际上这套范畴只在某些语系里是特有的，在其他语系里会有另一些范畴。鲍阿斯认为，对不同的语言应该发掘其不同的现象和特征，并有必要创立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因而，《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处理语言现象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语或拉丁语等语言比较的方法，即按照印第安人分析自己言语形式的方式来处理。 萨丕尔继承了鲍阿斯的观点，他呼吁人们重视针对具体语言进行描写的必要性。萨丕尔的《语言论》是美国语言学的一部重要经典。萨丕尔在书中提出了针对具体语言描写的分类法--四重标准法。书中引用的语言多达60种以上，这些语言几乎遍及全球，特别是其中提供的印地安语的事实更是令人大开眼界。萨丕尔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精神是他留给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遗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