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2-0111-06 近来，由于认知语法研究的传入与深入，与人类认知有密切关系的方位词的研究也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要使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就有必要对方位词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弄清哪些问题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哪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哪些问题还尚未研究。为此，本文对50年来方位词研究的状况作了一个梳理，总结出以下特点： 一 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较为系统、成熟，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还不充分；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特征来看，普通话（共同语）方位词的研究较为深入，但方言方位词的研究则还不够。 第一，50年来，除了一般的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著作和现代汉语教材用专章或专节来研究方位词外，还有一些论文从方位词与处所词的区分、个体方位词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方位词的性质、范围、语法功能、使用状况等若干方面对现代汉语方位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1996年修订本）一直将“方位词”作为词条收录；《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年第1版、1999年增订本）的总论《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中，也将“方位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并举。这两部词典是现代汉语较为权威的规范词典，它们对“方位词”重要性的认定及其对方位词具体成员的收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研究现代汉语方位词的专著，如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从方位词构成方所的功能着眼，描绘了一幅现代汉语方位词的全景图；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从方位词与空间的关系着眼，对方位词进行了新的分类。这类专著的出现说明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正在走向成熟。 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系统性、丰富性相比，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单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学者们对古代汉语各个时期的方位词有过研究，而且有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如唐启运《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1]、张世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魏丽君《从〈史记〉一书看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用法》、侯兰生《〈世说新语〉中的方位词》、王锳《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等。不过，这些文章对方位词的分类、方位词语法功能的研究、方位词词义特点的把握基本上还是现代汉语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当然，不容否认，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是一脉相承的，借用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系统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的方位词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毕竟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语言，如果能根据古代汉语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寻求更多的研究切入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没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仍有不少学者根据古代汉语词类活用较多的特点，研究方位词的活用现象，如余心乐《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动词功能》，张军、王述峰《论古汉语方位词用如动词》；也有一些学者从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特点入手，提出适合于古代汉语方位词划类的标准（如上文提到的唐文和侯文），这些研究都考虑到了古代汉语方位词自身的特点，应该说还是颇有见地的。 2.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做得不多，每一个方位词发展的历史脉络还不明晰，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整体状况目前还未弄清楚。 学者们对方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王力《汉语史稿》、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等专著都有专节论及一些方位词的历史面貌；同时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刘坚、江蓝生主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等词典也或多或少地收录了一些方位词的词条；还有一些论文也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方位词的状况（如上文提及的对先秦、汉代《史记》、南北朝《世说新语》、唐代唐诗中的方位词的研究）。不过，从整体上讨论古代汉语方位词全貌的目前只看到《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这一篇，其将讨论范围限定在“表示处所的方向和位置”的“处所方位名词”，并从表义特点、语法功能的角度提出划归“处所方位名词”的标准，并根据此标准确定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部分成员。尽管唐文论述周密，但连唐文自己也认为“古代汉语处所方位名词究竟有多少？看来这是一个还值得研究的问题”，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数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呢？这实际上与古代汉语个体方位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得不够充分有直接关系。目前，单纯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已经有一些成果，有不少文章对“东、西、南、北、中、里、外”等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如蒋逸雪《释四方》、周晓陆《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杨伯奎《说“中”》、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田树生《释“中”》、钟如雄《“里”义探源》、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张玉春《说“外”》等；一些汉语史的著作也对某些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举例性的分析。不过，每个单纯方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尚未弄清楚。同时，相对于单纯方位词来说，合成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基本上没有专文论及，即使有，也是散见于各种词典、汉语史的相关著作。既然方位词这个集合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轨迹都尚未弄清，那么各个历史时期方位词的整体面貌自然就无法明晰，这样一来，要弄清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的数量自然也是难上加难的。同时，在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成员进行界定的时候，有的学者并未将古今一脉相承的方位词与古有今无的方位词区分开来，所谓“古代汉语方位词”是应该涵盖古今一脉相承与古有今无这两种情况呢？还是只指“古有今无”这一种情况呢？还要再进行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