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1-0087-11 同义词研究重在辨异，但是传统训诂辨异远不如“求同”，就是那些大家在同义词辨异上都没有太多的建树。唯一交口称誉的就是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简称《段注》），在同义词研究方面，辨通别就是该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段注》创用的“浑言、析言”术语，用于辨释文献中同义词的通别，所谓“浑言则通，析言则别”。据统计，《段注》中用“浑、析言”分析了251组词，其中属于同义词的240多组。综观全书对同义词的辨释，数量多，涉及面广，大多信而有征，其中不乏精审之辨。这样的同义词研究，在古代其它学者即使是一些大家的书中也是鲜见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对古人盲目崇拜和绝对化的风气，也侵袭了对段氏同义词辨析成果的研究。有些研究，既没有对当今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现状作调查研究，也没有对段氏的辨析范例作认真的审鉴，在“段说皆精”的前提下，来发掘、总结段说之精，结果是精上加“精”，越评越“精”。这不仅从“正面”歪曲了真实的段玉裁，更在客观上将段氏“炒作”成当今古汉语同义词辨析的样板。而事实上，在同义词研究方面，缺陷、不足被掩盖，真正的优点也往往没有被充分抉发。现在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严重滞后的局面与段氏辨析的“问题”不无关系。无疑的，正确认识段氏的同义词辨析成果，还其真貌，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古代同义词研究的得失，更可以规正现在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的发展。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呢？曰：一分为二，说长又道短。单从同义词研究角度说，段氏以“浑、析言”为代表，包括“转注互训”等类所含的同义词辨析成果，其真正的成绩、长处有以下诸条： 一、继承了《尔雅》以文化词为主的传统 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段氏所辨析的同义词组的词类是名物词占70%以上。（注：据马亦凡的统计是71%，见其《统言、析言的性质》。文中说：“被训词中，名词占71%，且多为草木鱼虫鸟兽等名物称谓。”（载北大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十八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马景仑统计为173条。马氏云：“据初步统计，‘浑、‘析’所涉及的同义词共有230个条目，其中同义名词173条，同义动词53条，同义形容词4条。”（见《段注训诂研究》第147页）。据此统计，名词占75%。笔者曾作过统计与马氏差近。）名物词几乎都是文化类词。在诸多的动词同义词组中也有不少文化类词，如“诔、讄”、“斋、戒”、“奔、走、趋”、“仁、恕”等，不下三分之一。则文化词义总数当可达80%以上。我们知道，《尔雅》将辨通别几乎都置于后十六篇，绝大多数是名物词。现在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同义词辨析的对象方面，段氏很好地继承了《尔雅》的传统。事实表明，古汉语同义词的辨释，必须以文化义为重点。盖文化词兼有文化义与语言义，比较复杂，信息量大，最需要辨析。段氏正以此为重点并取得成功。段注中被认为辨析“精审”的同义词，大多数是在名物词为主的文化词部分。 二、辨别一义的同中之异，并力求富于对比性 《尔雅》的通同义是根据一义的相同，其辨通别也持某一意义上的相异点。这与现代语言学对同义词的理论相吻合。段氏对同义词的数百条辨析，也同样继承了《尔雅》的传统，坚持一义相同的同义词标准，所辨不是整个多义词，而是一个相同义上的同中之异：浑言是某个相同义，析言是其同中之异。在辨析中，有时会分析各同义词自身的结构、语义来源、引申等，但这些都是为所辨析的某个词义服务，即出于揭示同中之异的需要，并不是以词为单位。唯此，所得浑言是一个义位（即义项），而所得析言乃是该义的一个义素；而且段氏力求富于对比性。这与今日现代语义学使用的义素分析法不谋而合。按照义素分析法，所谓同义词，就是在一个义位上的主要义素相同，其次要义素有别的一组词。（注：一个义位（一般表现为义项），可分为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后者又称色彩意义、语用意义之类。理性意义可分为基本部分和次要部分，或称为中心部分和非中心部分。也可用“义素”概念表述，就是基本义素、主要义素、次要义素之类。凡是附加意义也都是次要义素。俗称的等义词，就是理性意义全同，而附加意义即这部分的次要义素有别；而一般的同义词，都是理性意义的基本义素相同，但其中的次要义素有别。）如“吊、唁”，慰问遇丧者是共同的主要义素。两者的区别性义素就在对生者或对死者之异。“箪、笥”，盛饭竹器是共同义素，圆形或方形是对比的次要义素。有时，一组词还有两种次要义素的对比，如“脂、膏”，一是用于物或人之异；一是同用于物，有角或无角之异。上引的每一例析言多是富于对比性的次要义素，不烦赘析。 三、用“浑、析言”开创了兼明同异、重在求异的同义词研究模式 “浑言”“析言”是段氏首创的训诂术语。这不仅是多了一个术语，更在于它成了崭新的同义词辨析模式的标志。最早《尔雅》中已有较多的对名物词之辨通别，但只是用点睛之语简言其别，而几乎都不言其通同，通同者要学人自己体会，对比通义词三篇只言同而不明异，表明早期对同义词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科学的模式。至唐代《五经正义》的“对文”“散文”术语出现，开了对同义词将同与异相结合考察的先河。但它主要是用来分析经传中同义词在使用中取同还是取异的问题，而且是针对某处是单个出现还是相对出现的情况。是经注随文释义的升华。而到了《段注》，或许与注释的对象也有关，——是注释脱离了具体文献的辞书的字词，段氏也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进一步将“对文”“散文”为代表的对运动态的经传中的同义词的注释，发展为脱离具体文献使用，对储存态的同义词的研究，并形成一种兼明同异、重在求异的同义词训诂模式。完整而言，这个模式是：兼明同异，重在求异；同在一义，异在一点（即一个义素）。为了恰当地使用这个模式，“浑言”“析言”的术语就应运而生。由于这个术语代表了一种新的训诂模式，并有大量坚实的同义词辨析成果辅证，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几乎成了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代称。从这一点来看，或将《段注》同义词辨析作为今日同义词辨析的样板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