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263(2003)01-0016-12

      2001年12月8日我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做了个报告，演讲稿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0.2(2002)上发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11-240。那篇文章受到郭锡良先生《历史音韵研究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上的讲话》的批评。

      八月初我从北京大学回到美国，在《北大中文论坛》网络上看到郭先生文章的初稿，末尾说“五月中才见到梅文，又忙于研究生的答辩，匆匆写成这篇草稿，容会后修改补充，请批评指正”。于是我给郭先生写了封信，最后一段说：“在香港的演讲我还提出几个比较大的问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这些问题希望能在你的修正稿里看到答案。”

      上面的三个问题，我觉得郭锡良先生在《驳梅祖麟》那篇文章里没有回答，所以提出来再向他请教。

      至于我对那三个问题的看法，我已经不只一次说过。(1)《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就有一段(225-228)是讨论“一声之转”的。还有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1]（《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403-422）也曾讨论章炳麟《新方言》里的“一声之转”。(2)至于怎样做汉藏比较，拙著《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2000)曾经粗略地讨论过(i)什么是比较方法，(ii)李方桂先生怎样用比较方法去拟构古台语的一套前带喉塞音(pre-glottalized series)，(iii)雅洪托夫，龚煌城怎样用比较方法去拟构共同汉藏语，(iv)董同龢，罗杰瑞，杨秀芳怎样用比较方法去分析闽语中的时间层次，怎样去拟构共同闽语。(3)拙著《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圓”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2.5:325-338（收入拙著《论文集》，377-402）有半篇是讨论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的，同时也讨论了王先生的上古音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香港的演讲又补充了一些意见。

      承《语言研究》的好意，给我个回应郭锡良先生的机会，我却有点为难。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可说的话差不多在我给郭先生的信以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里都说过了，再说就会有“自我剽窃”的嫌疑。

      我的文章中有一篇是中国大陆不太容易看到的。《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是我1998年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登在《学术史与方法论的省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475-500。那篇跟《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2002)是姊妹篇，其中谈到从1928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有三种新的方法和理论：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比较方法。现在把那篇文章改写，删掉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那两个部份，保留“比较方法”和“传统和创新”那两节，以“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的篇名跟读者见面。1926年高本汉的 sur la phonologic Chinoise(1915-1926)四卷出版完毕，那年是比较方法在中国的开始。1998年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七十周年。

      一　导言

      我先讲个故事。

      1959年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念哲学，那年李方桂先生来到新港(New Haven)，晚饭后傅汉思(Hans Frankel)开车带李先生到哈德福特(Hartford)去接公子培德，我也一起坐在车上。从新港到哈德福特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那天晚上李先生兴致很好，打开话匣子，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的生活。每天晚上念完书要喝杯咖啡才入睡。一面写博士论文，一面自习藏文，不时到Field Museum去跟劳弗(Berthold Laufer)谈谈。接着李先生说：“1929年回国以后，本来是不打算研究上古音的。后来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这么样才开始研究上古音”。

      大家都知道李方桂先生是“非汉语”语言学之父。[2]在研究生时代，就立志要做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那个时代相信汉藏语系有两个支系，一个是台汉系，一个是藏缅系。侗台系有很多语言当时都没有记录，所以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跟萨比尔(Edward Sapir)学习怎样调查印第安语言，怎样描写印第安语言，以便以后回国后做非汉语的田野调查。同时又自习藏文，也是为了作汉藏比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李先生1931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切韵的来源》[3]，1932年发表了《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4]这都是李先生早期上古音的研究成果。李先生怎么会从非汉语的研究转到汉语音韵史的研究？答案就在1959年的一席话：实在看不过章黄学派那种不科学的研究法。

      我们现在是回忆39年以前李方桂先生的一席话。1959年李先生是回忆30年以前的事。39年加30年是69年，差不多是70年以前史语所成立的1928年。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9)[5]里面点名批评了章炳麟，说他的《文始》是开倒车，他的《新方言》是“东西南北的猜去”。尤其重要的是《工作之旨趣》的最后一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汉语音韵史是东方学的一部分。遇到了章黄学派不科学的研究法——《成均图》、《文始》、“一声之转”——李先生觉得有责任去纠正，也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上古音。这正是新学术和旧学术交替的关键之处。

      下面想说一下，从1928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什么是新的方法和理论。我想有三项：(1)描写语言学，(2)结构主义，(3)比较研究，包括比较拟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