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锡良(1930-),男,湖南衡山人,北京大学大中文系教授,从事汉语音韵学和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古汉语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梅祖麟教授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1、论述了王力先生如何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音韵;梅氏攻击王力不懂“同声必同部”,是疏于读书使然。2、对比了王力、董同龢、李方桂三人如何对待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问题,指出梅氏杜撰的古音研究中的两条不同路线的说法不当;2、批评了谐声现象反映上古汉语有形态变化的论调;4、认为梅氏在他的讲话中有否定传统的倾向;讨论了怎样对待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问题,对梅氏在汉藏语比较研究中的不科学的作法有所批评。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3-0002-08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上读到梅祖麟教授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这是他2001年12月8日在香港语言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人以音韵学权威自居,拉起了一面“主流的上古音研究”的大旗。梅教授的讲话主要是批王力先生。如果他批得对,哪怕是有某些出入,我们自然应当欣然接受;然而他完全歪曲事实,给王力先生泼了不少污泥脏水。作为王先生的一个学生,不能不为王力先生洗刷一下。梅氏给音韵学指定的一条路,决非什么主流正道。

      一、王力果真不懂“同声必同部”吗?

      讲话首先是集中攻击王力先生连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的重要性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懂得利用谐声字的资料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王力先生同李方桂先生、董同龢先生所以分出高下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举出两个证据:一是王力先生用《诗经》押韵的材料给脂微分部,由于合韵较多,“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结果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参考谐声字给解决了,“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然后轻佻地挖苦讽刺说:“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篑,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王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十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二是“还有旁证”,这就是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量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讲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征引了六段段玉裁的话,“惟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王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1][p4)经他这样一涂抹,王力先生似乎真的不懂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理论,似乎也真的研究古音不知道用谐声字材料。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了两篇音韵学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姊妹篇,也是奠定王力先生古音学基础的两篇重要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就是把谐声偏旁分成三十二类,并将《诗经》入韵的字列在偏旁之下;然后把从顾炎武起到章炳麟、黄侃共十一家(包括江永、戴震、段王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的古韵分部列出,再考察他们各部包括哪些类谐声偏旁和《诗经》入韵字;最后列成《诸家分部异同表》。[2][p97]王力先生通过考察谐声偏旁及同谐声的《诗经》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也就是为写《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作准备。这不是用谐声资料来研究古音吗?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难道王先生有这样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再说,批评者在讲话中提到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这篇文章,[3][p116]其实这篇文章有一小节专谈谐声问题,王力先生在此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119页)在谈“开合问题”时,王先生说:“稍微研究汉语音韵的人,都知道汉语上古音开合两呼的界限颇严。谐声偏旁属于开口呼者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开口呼;谐声偏旁属于合口呼,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合口呼。”(123页)又说:高本汉“断定《切韵》时代有两种‘合口’的[w]”(124页),“我大致赞成高氏的断案,但我比他更进一步,不仅拿《广韵》系统为根据,而且还拿谐声偏旁为根据。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后世有变入轻唇音者,在上古即属合口呼;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完全与后世轻唇绝缘者,在上古即属开口呼。”还说:如果《广韵》和谐声发生矛盾时,“这是可以牺牲《广韵》系统而迁就谐声系统的。”(125页)后面为上古韵母系统而作的图表,收字排列就是根据《诗经》押韵、谐声字类别和《广韵》系统三个因素来定的。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真的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读过,而且读懂了,就不应该作出王力不懂得用谐声字来研究古音的结论。难道只是听别人说过,只是耳食?没有读懂?或者更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批评者又用所谓“脂微分部的历史”来论证王力先生不懂得用谐声的资料来解决问题时,节录了王力先生的一段话,却把王先生要表达自己观点最重要的话删去了,这里把它补上(删去的话,我们用{}号框起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我所坚持的一点,乃在乎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假使说完全相同的话,那么,‘饥’之与‘鐖’……其音将完全相等。我们对于后世的脂微分韵就没法子解释。}(189页)

      删去后,批评者代王先生下结论说:“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王力先生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脂微不分的学说,正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度,没有霸气;明明王先生说自己坚持“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批评者却偏偏要引出王力“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我不知道批评者为什么要这样作?批评者嘲讽王先生“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其实,当时用谐声字划分脂微两部也存在一些纠葛,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4][p72]直到1962年王先生在《古韵脂徽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把“隶”声、“惠”声归入质部,把“既”声归入物部,才解决得更好。[5][p248]三十年代王先生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他的上古韵母系统,在这篇大文章中他为这一个问题写下了“脂微分部的理由”、“脂微分部的标准”,“脂微分部的证据”、“脂微分部的解释”。方方面面都谈了,王先生无疑是坚信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合韵多一些,他也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他说:“最合理的解答乃是:脂微两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们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韵比其他各部合韵的情形更为常见。”(188页)他表示自己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学说,不仅是应有的学术民主作风;何况他写这篇文章时,章炳麟、黄侃都还刚过世,是不是批评者要王先生也像他一样,嘲讽一通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经发现了脂微分部的线索,却不懂得审音,因而不能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先生反而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受到《文始》的启示,这同批评者的态度确实是天壤之别,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会赞同王先生的。顺便说一下,批评者设想,“如果我是王力”,就会怎么怎么;恕我不客气地说,从讲话可以看出批评者确实自己没有全面弄过谐声资料,对谐声字系统了解得非常肤浅,即使知道用谐声资料可以证明脂微分部,恐怕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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