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4-0002-11 一、不仅仅是旧话重提 《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一向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兵家必争之地”，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有关汉语音韵学的著作都要花上相当篇幅对之进行一番论述，表明自己的态度；六十年代初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八十年代初在几次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年会上还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甚至面对面的交锋。此无他，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按照高本汉建立、现在已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途径，《切韵》体系是上推上古音、下连近代音的枢纽，是整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基础。在《切韵》性质及其构拟上的分歧，会导致整部汉语音韵史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一争论中，对高本汉在单一体系认识基础上的古音构拟系统的态度更是关键，赞成者、反对者无不在上花了无数的口舌。 曾经有一度，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二十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评高本汉为〈广韵〉拟音的基础——四等洪细说》，文章隔了几年才发表在上海语文学会编的《语文论丛》第三辑上（潘文国1986a），但文章的基本观点，却早在1982年的中国音韵学西安年会上就已宣讲了，记得当时发完言以后，与会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李嘉乐先生走上前来对我说，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同时告诉我在西方其实已没有多少人相信高本汉的观点了。这使我在高兴之余又深自愧怍，深感自己消息闭塞，不了解国外研究的新动向，所谈的只是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几年之后，张琨先生的汉语音韵学论文译成中文在国内结集出版，在《代译序》上，译者张光宇（贤豹）宣称： “1972年是汉语音韵学的分水岭，1972年以前是高本汉时代，1972年以后是张琨时代。两个时期代表两种精神，无论在观点上和实际材料的处理上都有显著的不同。”（张光宇1984，见张琨1987.4） 这更使我感到综合体系说已经确立，高本汉体系已成明日黄花。 这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其他领域，对汉语音韵研究较少关注，也很少看这方面的论著。使我重新大吃一惊的事发生在1995年底前后，那年美国宾州大学著名汉学家梅维豆(Victor H.Mair)访问华东师大，我也参加了接待。交谈中他告诉我国外汉学家在汉语音韵学上的意见，其实可以在高本汉体系的基础上一致起来，所有的区别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发现这说法跟我十多年来所相信的情况大相迳庭。当我告诉他中国大陆的音韵学者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对高本汉持批判态度，直到如今还有像我这样对高氏体系从理论基础上就不同意的，他也感到非常惊讶。这使我感到了国内外音韵学者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交流，国内的很多观点不为国外同行所知。 使我更吃惊的是去年潘悟云先生送给我他2000年出版的新著《汉语历史音韵学》，拜读之下，我发现他至今还是个坚定的单一体系论者，他强调说： “到目前为止，关于《切韵》的性质虽然还在争论，但是海内外主要的音韵学家，都是把《切韵》作为单一体系来接受的。”（潘悟云2000.3） 悟云先生的论述和他在书中大量引用海外汉语音韵学者的见解，仿佛给梅维亘的说法下了一个注解。与此同时，我重新翻开杨剑桥先生几年前送给我的大著《汉语现代音韵学》，书中他断言： “汉语音韵学可以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阶段，传统的阶段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清代乾嘉学派和章炳麟、黄侃为止，现代的阶段是从高本汉、马伯乐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国际国内诸多大师为止，而实事求是地说，现代阶段的内容比起传统阶段来，显得更为科学，更为重要，也更为精彩。当然，这里两大阶段的划分，是根据整个音韵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确定的，并不是说，凡是高本汉、马伯乐以后的研究和著述都属于‘现代’的范畴。因为直到今天，只信从传统的学问的仍然大有人在，他们的研究和著述跟现代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常常是格格不入的。”（杨剑桥1996.1） 他并且肯定说，高本汉的体系“在整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同上.16），事实上他的整部书，就是建立在高本汉体系的基础之上。 潘、杨两位，尤其是潘悟云先生，在国内外音韵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内音韵学研究的最新动向。这使我不得不对自己当年向梅维亘先生介绍的国内情势发生了动摇。特别是，潘悟云在书中指出： “有些音韵学家随着他们研究的逐渐成熟，也转而支持单一体系说。如张世禄在《中国音韵学》史中，说《切韵》是‘包罗古今南北的多种语音系统’，但是在晚年所写的《治学严谨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中举了许多方言的证据说明‘中古音二呼四等是有客观根据的’，‘有人说，韵图中的“等”是“洪、细”的古今南北综合物。此说实不经一驳’。”（潘悟云2000.4） 而张氏的高足杨剑桥在书中却明明持综合体系说，说： “实际上，七十年代以后的音韵学界恐怕也已经没有人再持单一音系的观点了。即使是周法高，他在《读切韵研究》(1984)一文中也承认‘长安方音说’是有毛病的，认为《切韵》‘大体上代表当时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杨剑桥1996.109）。 但这两位分别持单一体系说和综合体系说的学者，在对音韵材料的处理上却如出一辙，都没有离开高本汉的基本格局。再往远看，六十年代《切韵》性质大讨论中综合体系的代表人物何九盈先生（他自称为“杂凑体系”）1991年写了一本名为《上古音》的小册子，书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