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古车马看训诂与考古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3-0038-06

      一

      训诂的对象是古代文献，古代文献记录古代社会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器物。古人所谓名物，其主体就是器物。名物训诂是训诂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从事名物训诂除了少数根据目验，多数则是承袭师说或旁征博引考证推测。因为缺乏实物依据，所以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语焉不详、相互抵迕、以讹传讹等现象相当普遍。名物训诂和地下文物互为表里，可以互相印证，早在魏晋时代，王肃就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尝试利用出土器物订正文献记载的讹误。但由于古代考古事业不发达，出土文物稀少，所以利用考古资料从事名物训诂始终未成气候。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一部分有眼光的文史学家立即意识到它的巨大价值，推动了传统研究方法的革新。王国维随之提出双重论证的研究方法，对文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考古屡有重大发现，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裘锡圭先生，曾多次撰文倡导运用地下资料为古籍整理服务。（注：裘先生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第6期；《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但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令人满意。训诂工作者对考古进展仍然不甚关心，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在名物训诂方面基本上还是走从文献到文献因循守旧的老路。笔者从事训诂学教学与研究，近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古车马考古资料，眼界大开，获益良多，颇有感触。

      二

      出土文物为记载在文献上的名物及其训诂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实物，其作用显见，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匡补古注训释、考证、校勘的讹阙

      古籍多有对名物制度的训诂，但是因为注释者的时代、学识的不同，同一名物不同的书、不同的人，有时解释分歧很大，甚至互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文献来辨别是非，难度是很大的。如果有出土实物佐证，就能为解决聚讼提供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举几个例子：

      (1)《诗·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毛传：“梁輈，輈上句（钩）衡也。”孔疏：“辕从轸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则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则横居輈下，如屋之梁也，故谓之梁輈也。”

      谨案：毛传解释“梁輈”有歧义。“輈上句衡”既可理解为輈在衡之上，向下钩住衡，又可理解为輈在衡之下，向上钩住衡。孔疏则说得比较明确：衡在輈下，輈向下钩住衡。那么，輈和衡究竟哪个在上，哪个在下呢？最有发言权的当然就是地下出土文物。考古资料显示，商车发掘现场，輈衡分离，但车輈仍保持向上昂起的曲度。西周以后，衡都压在輈上。衡正中装纽，缚衡的即穿过它将衡系在輈颈上。[1][p33]由此看来，商周独輈车的车衡是架在輈上的。汉代以后双辕车代替了独輈车，唐代孔颖达自然不可得见独輈车真容。他只能凭借揣测来解释衡和輈的关系，出错也就难免了。

      (2)《说文·革部》：“鞭，驱也。”段注：“殴，各本作驱，浅人改也。今正。殴上当有所以二字。《尚书》：‘鞭作官刑。’《周礼·条狼氏》：‘掌执鞭而趋辟。凡誓，执鞭以趋于前，且命之。’《司市》：‘凡市人则须度守门。’《左传》：‘诛屦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又公怒，鞭师曹三百。’皆谓鞭所以殴人之物。以之殴人亦曰鞭。经典之鞭皆施於人，不得施於马。《曲礼》：‘乘路马，载鞭策。’《左传》：‘左执鞭弭，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皆是假借施人之用为施马之称，非若今人竟谓以杖马之物杖人也。盖马箠曰策，所以击马曰箠。以箠击马曰敕，本皆有正名，不曰鞭也。击马之箠用竹，殴人之鞭用革，故其字亦从竹、从革不同。自唐以下，殴变为，与驱同音，谓鞭为捶马之物，因改此殴为驱，不知绝非字义。殴，捶击物也；驱，马驰也。”[2]

      谨案：段氏关于鞭的辨析似乎很充分，因此从之者众，但与地下出土文物不相吻合。近年鞭柄屡有出土（鞭梢易朽难以保存），且都在车马坑内发现（这一点对于判别鞭的作用十分重要）。如：1936年安阳殷墟小屯发现商代车马坑5座，其中20号墓中在车舆内发现两件长条形玉管制作的鞭柄。1966年春，在大司空村编号为M292的车马坑车舆内又发现了铜马鞭柄。[3][p546]一再在车马坑中发现鞭柄，清楚地表明鞭作为驱马之具历史久远，至迟可以追溯到商代。《说文》以“驱”释“鞭”，正是确切地表达了“鞭”的主要用途。看来，鞭在古代既可鞭马，又可鞭人，难以分出先后。在出土实物面前，段氏所谓鞭用来驱马“是假借施人之用为施马之称”，“谓鞭为捶马之物”起自“唐以下”等说，可以不攻自破。

      (3)《说文·车部》曰：“ｓè，车籍交错也。”“车籍”，《说文》各本同，《七发》李善注亦同，《急就篇》颜师古注及《广韵》并作“籍”。“交错”，《说文》各本同，李注、颜注并作“交革”。段玉裁认为“车籍交错”无论“籍”字按原字或作“籍”字解，“皆不可通”。于是，“以意正之曰车箱，箱与藉，字形之误也”；同时他又从李、颜二人注，改“交错”为“交革”。经过段氏校勘以后的全文为：“ｓè，车箱交革也。”他嫌“车箱交革”意思不明，故在注中又加以申说：“交革者，交犹遮也。谓以去毛兽皮鞔其外。”“鞔之，则格空遮蔽，故曰ｓè。ｓè之言啬也，引申之为结塞之称。”简言之，段氏认为ｓè就是以皮革为车帮的车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