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认为，组织传播，乃是指组织本身围绕着相应的组织目标，在组织成员之间和组织的外部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达到组织内外关系协调一致的传播活动。（注：[美]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华夏出版社，2000.）政治信息传播，在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指的是政治共同体内的各种政治组织以一定的方式、渠道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知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准则或规范等政治性信息的动态过程。这也就是说，政治信息传播不仅是一种导源于组织决策的传播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特定而又极其明确的组织目的的信息社会化行为。透过组织传播的相关理论来审视政治信息传播，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信息传播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传播（尤其是政治组织的传播）存在必然的理论关联。 政治组织的内在运行过程，是以政治信息传播为途径的组织自身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互动过程。任何有效的组织活动都是在一套完备的制度、规范、准则亦或观念的调节和控制下，连续有序地进行的。在政治信息传播活动中，作为信源的政治组织不仅直接决定着传播的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主导、支配着信息流通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政治组织才能以传播主体的身份，通过传播这一建构自身社会行为的首要方式来顺利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与此同时，也在这直接或间接地操控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内容、方式、手段以及途径等方方面面的过程中，更好地完成组织本身的再生产和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的再生产。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组织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充分结合的结构，而是拥有各种并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的目标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组织传播才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依照特定的规则和标准进行自身运行。而这规则和标准的形成、完善及其内化，都必然依赖丁组织成员对信息的合理接收和同化。在此过程中，传播担负的首先是信道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只有具备尽可能完善的传播网络，才可能有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传输，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理想的决策成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其全面而高度的社会化的政治影响作为其必然的组织目标归宿，内在地决定了其每一个决策成果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仅对组织内成员具备必要影响的信息。于是，政治信息传播，作为政治组织为自身负责更为社会负责的决策手段，理所当然地拥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组织而言，组织信息实质上是组织现实在历时态的存在过程中所固有的。信息不仅在组织成员内部传布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说，组织信息的传播过程与组织形成原本就是一回事。转换到社会的政治组织上，也就是组织必须从传播关系的角度为其成员提供尽可能的达成观念共识的机会。这些所谓的“机会”，就是通过传播而实现的政治信息的共享。信息的共享过程，也即是组织成员通过对信息的解读而寻求意义认同的过程。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论以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信息的意义，既不是任何个人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在社会相互作用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某一实体的产物，意义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于信息流通过程本身。所以，传播必然被视为组织的内在结构和内部秩序得以产生和再现的手段。就组织自身而言，政治信息传播在政治组织内所担负的重任也正归于此。信息负载着组织符号，通过组织内的有效信道流经组织成员，在完成其意义解读的同时整合解读的个体差异，进而取得观念的认识趋同，组织便在这趋同的观念之基础上得以成长和壮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信息传播，其实是颇为本质的组织传播——寻求政治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旨趣认同。 （二）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组织乃是以其社会任务为导向的社会结构，而该结构的社会行为及行为的社会实现程度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以组织角色的身份对组织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认同和参予程度，每个社会性组织建构自己组织成员的具有相当趋同性的组织意识的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是为了使之在组织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表现为具体的社会行为，并尽可能地以组织的名义用此种行为去影响乃至框定组织外成员的行为。而内化的组织观念，是组织成员个体具有相当趋同性的外在行为的基础，组织观念的内化的内容又直接来自信息传播。所以，一方面，政治组织的社会化行为乃是在政治信息的组织内传播得到真正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组织将其行为全面社会化的过程，也首先是政治信息的组织内共享、交流、传播，以达成“意义共识”的过程，组织成员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也都是通过吸收并消化组织内政治信息内容而获得并付诸于行为的。另一方面，政治组织的任何社会化行为实质上都是政治信息传播。尽管组织行为的形成有赖于组织成员个体间趋同行为的形成，但其一旦形成并社会化，就会反转而为强大的信源，更进一步地整合成员个体的社会行为，使之更贴近更符合组织要求。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组织产生之初便有了各种标准和规范，才得到了必要的强化、完善和更新。组织自身的符号体系和活结形式才得以完成其内容认同和社会理解，从而极大地有利于组织环境的缔造和再生产。 在解释论者看来，传播不仅提供信息，它还为信息的解读提供必要的环境。组织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组织环境指的是决定或影响组织各种活动发生、发展及其成效的各种内外因素、条件的总和。（注：教军章，刘双.组织传播——调析管理的全新视野[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难以为继，更无所谓发展壮大。所以，如果把组织放置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层面，其传播行为也就是组织内部与外部综合。在实际的信息流通过程中，组织成员不仅与同事进行信息传播，而且还必然伸展到组织边界之外的空间，从事其为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环境营造的传播活动，以求得组织关系的全面协调。 在政治信息传播中，作为传播主体的政治组织，必然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去剖析和审视，其所面对的环境状况，在力求客观而准确的价值认识基础上，去选择组织的环境传播战略，以寻求组织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维持、深化乃至一体的适度点。这个适度点的核心，从信息传播上说，乃是政治组织如何有效掌握信息在组织内外正向拓展和繁殖，从而完成政治组织的社会性终极目标——实现该组织以一个整体的名义用自身的行为范式去影响甚至框定周围其他组织或非组织成员的行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