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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喻国明：我是在春节之后。 沈冰：那就是在二月份了？ 喻国明：对。 沈冰：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途径？ 喻国明：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学生，在广州地区做社会调查的时候，给我反馈回来的消息。 沈冰：所以是在二月份，王林呢？ 王林：大概也是在二月份左右。 沈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组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市民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到、第一次听说“非典”的。 （画面、解说）2002年11月，在广东省刚刚开始出现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的时候，已经有10.5％的北京居民接触到了有关“非典”的信息。2003年2月，广东疫情进入高发期，在这期间知道非典疫情的北京居民增加了44.3％。2003年3月北京开始出现非典疫情，这个时候知道非典的北京市民的比例累计达到了78.4％。到2003年4月份，所有的北京市民都知道了非典型性肺炎。 调查发现：北京市民获取非典信息的主要渠道包括：“国内大众媒体”，“亲戚朋友的告知”，香港大众媒体，其他境外大众媒体，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伴随疫情的发展和疫情信息的逐渐公开，人们首次获取到非典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1月份之前，大众媒体没有对非典进行过报道，这期间人们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告知了解到非典型性肺炎的，二月份开始北京市民从国内大众媒体获知非典信息的比例迅速上升，四月份达到了77.3％，而通过亲戚朋友告知获取信息的人数到四月份下降到了37.9％。 喻国明：事实上我们说在大众传播媒介没有进行正式地介入报道的时候，那些非正规的渠道，比如说网络的手机短信等等，或者说人际传播这些渠道，它实际上是相当活跃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跟人们自己的生存发展有密切的利益相关性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够从正规的渠道获得资讯的话，作为一种社会自救的方式，就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非正规的渠道来获知相关的信息。 沈冰：那么面对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喻教授，您认为哪一个传播途径应该是最可信的？ 喻国明：当然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这样的一个渠道。因为这种传播的链条最为扁平化。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点到一个面，传播中间的过程是非常少的。而比如说像人际传播渠道，虽然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个链条在里面，但是人在强调一个事情的时候，会强调一些东西、忽略一些东西、添加一些东西，因此在人际传播链条当中会有这种信息畸变。这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畸变的过程。而大众传播因为通过一道把关人，信息畸变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沈冰：那个时候4月20号，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有最新的数字，并且是每日一报。但是在23号的时候，我还是接到这样的短信，大致意思是说：今天晚上不要出门，关好门窗，因为今天晚上北京上空会有飞机来洒药。你们两位是否也接到了类似的短信？或者听到这样的消息？ 喻国明：对 沈冰：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言。王林呢？ 王林：听到过。这个是很著名的两条假新闻之一。 沈冰：还有一条呢？ 王林：还有一条是封城。 沈冰：都听说了。在我们的调查当中，也设计了同样的问题。来看看我们大量的北京市民，他们是否对这两条消息，或者说对这其中一条消息，也有认知度？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解说）四月下旬您是否听说过“北京封城”或“飞机洒药”等谣言？有多达70.5％的北京居民听说了这些谣言。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些谣言的？65.1％的北京居民通过日常的交谈得知，另外分别有31.6％和25.1％的人是通过亲朋好友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了解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