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3)02-0005-07 近年来，“文化”范畴成为各个学科领域关注的重要概念，教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这一取向主要表现为运用文化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教育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学取向的出现，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角度看，既是文化学学科群在我国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教育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以求突破的结果。教育研究的文化学取向，为我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教育研究的文化学取向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更需要教育研究者自觉地使自己具有一种“文化意识”。所谓“教育研究的文化意识”，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教育研究需要在文化、文化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之上重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二是教育研究需要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前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教育研究的“文化意识”的第一个方面，是要依据当代哲学方法论的变论做出相应的变化。 从广义上来说，哲学是人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的活动及其成果、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哲学研究的四大基本问题。其中，物质和精神的矛盾是产生其他诸矛盾的最基本的矛盾。物质和精神的矛盾是以人为核心的矛盾。人与自然同为自然，只有当人的活动具有主观性时，人与自然才会发生矛盾，也只有当人的活动具有主观性时，人才和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之外的社会、文化发生矛盾。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物质和精神的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古代，表现为灵魂和肉体的矛盾，重点在人的内在世界和虚幻世界的关系；在近代，表现为心灵和肉体的矛盾，重点在人的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基本问题不能取代主体问题。主体问题是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时代表征。基本问题跨越时代，一以贯之，而主题问题则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近代到现代，主体问题已经由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转化为人与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关系问题，即人与文化的矛盾。研究人和实践、人和实践成果、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思维结构、文化和人的自我意识、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和人之间的矛盾、文化的肯定性和否定性、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符号意义和语言理解、自我意识和文化理想诸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主题。[1](p.213-218)哲学主题在当代的变换在于人与文化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人类前途的生死攸关的问题。20世纪的文化是工业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也是以传统人道主义和传统理性主义为两大支撑点的近现代哲学意识的表征，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自己创造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却又为这些成就所困。不绝于耳的战争，自然生态的失衡，普遍的精神危机，似乎文化越是发展，人面临的困惑就越多，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人与文化的问题上。“哲学没有自己的存在，它的色彩和内容来自时代。”[2](p.91)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关注时代的主题。随着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深入，当代中国的人与文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文化与人的问题也正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 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主题是世界的本原问题（ontology，译作本体论或存在论）以及认识论问题。[3](p.1-18)本体论试图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怎样存在？”，认识论则试图回答“人作为认识者如何才能认识作为本原的那个世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和回答，形成了西方哲学传统。可以说，西方哲学按其传统形态看是“归因主义”的和“本质主义”的。它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为现实存在着的事物寻求一个“第一因”，在复杂纷呈的多样性的“现象界”的背后，去挖掘和揭露“现象界”赖以存在的、统一的、普遍的“本质界”。于是，世界在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就成为二重化的：原因和结果，本质与现象等等。近代的认识论哲学沿着这样的思路在追寻本体“本质”和“陈述”（显现）本体的总目标下，形成了追寻和陈述方式的分化，形成了实证逻辑和超验逻辑两条道路。传统的西方哲学，具有三个特点：1.设定一种与现象世界相分离的“本质”，或者设定一种和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分离的存在方式，作为世界的“本原”或“真存在”；2.设定人认识这种“本原”或“真存在”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前提，然后，探讨人如何达到这种可能的认识，实际上把认识的目标设定为在人的思维中（语言中）对那种设定的“本原”或真存在的重述和再现；3.一般来说，这种探究和认识的道路，只能是逻辑的。西方哲学传统所提供（陈述）的世界图景是单调而片面的，不是生动、多样和丰富的，它所设定的人的生活使命也是贫乏的，而非有吸引力的、激越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这种传统思路，导致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滥觞，形成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浪潮，人在使有形物质世界的总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却使人本身的处境不断恶化，人成为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被动因素。他们认为，当代人的科技主义的世界图景和科技主义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一场文化危机，其总根源在于哲学为人们指错了生活路径。因此，只有从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哲学传统中解放出来，人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消除危机。为此，就必须摆脱传统的科学主义的框架，而在人的文化图景的总体性的大环境中另辟蹊径，即从多彩的文化世界中来为哲学寻找新的立足点和内容。哲学作为一种对多样世界、对丰富人生的智慧的追求，它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本原”、“知识”、“逻辑”这样的框架内，不应当只满足于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而要面对整个人类文化，或者说，本身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即“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关注人的生存，“以生活世界为基地，绝不离开这个基地，也就是以文化世界为基地，绝不放弃这个基地”，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古老的主题转换成具有当代气息的‘人生与人生存的世界的关系’，它以对人性的重新理解为基础，以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特殊性的分析为深化点，最终进入到对现实的人与人所生存的世界相互作用的探讨。”[4](p.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