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简帛佚籍与中国教育史研究

作 者:
米靖 

作者简介:
米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帛佚籍不断出土问世,其中包含有不少重要的教育史料,这些史料给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领域:第一,有望促成《老子》一书现其历史真面目,并使先秦黄老道家学派的著作与思想体系渐趋明朗,从而极大地推动关于先秦道家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完善;第二,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孔子及其后学八派教育思想的史料,使加深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弥补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家教育思想长期存在的研究空白成为可能;第三,对于明确先秦两汉经学教育的细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重要字书《仓颉篇》的出土,为研究秦汉语文教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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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与古代学术史密切相关的莫过于大量新出土的先秦、秦汉的简帛佚籍。约略言之,最为著名者如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信阳楚简;70年代震惊世界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90年代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新收藏的竹简等。这些简帛佚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令中外学术界为之欣喜若狂。它们的出现,已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得到了长足进步,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改写中国古代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构想。如今,出土简帛的研究不仅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也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前沿课题,成为名符其实的当世“显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对考古发现比较重视,曾较早地利用甲骨文字分析与发掘资料甚少的殷商时期教育历史。教育史界也将出土简帛纳入古代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中给予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比如,1979年出版的建国后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即对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具有超前性。《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不仅加强对黄老帛书的运用与研究,还利用《睡虎地云梦竹简》对秦朝吏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90年代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王炳照、阎国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更是首次利用出土简书对先秦兵家的军事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此书之所以有如此结果,正是因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兵家古籍。它们的出土破除了对孙膑及其兵法是否存在的疑惑,使长期被疑为伪书的《尉缭子》、《六韬》得以澄清,使得古代兵家的著作体系得以确立,为系统地研究其教育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学依据。

      以上都是建国后教育史界利用出土简帛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比较好的成果,同时也说明地下文物对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最近二十年,新的重要的简帛佚籍不断出土,简帛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教育史料已经给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领域,但这些史料尚未引起教育史界的广泛注意与重视。经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新出土简帛佚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会大大推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极大地推动关于先秦道家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长期以来,在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难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一是《老子》的成书年代及其教育思想的真实内涵;其二是对于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成为西汉初年统治思想的黄老道家学术著作情况与教育思想体系的认识。而新出土简帛佚籍给上述两个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突破口。

      (一)长期聚讼纷争的重要教育史料——《老子》的成书年代与教育思想有望现其历史真面目

      大量出土的先秦、秦汉的简帛典籍,约略可分为两大类:要么是古已佚失的;要么就是现存古籍的祖本、异本或部分篇章。因此,一方面,简帛佚籍为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从未见过的史料;另一方面,我们将出土典籍与现存古籍相互参校验证,还会较为准确地确定后者的成书年代。对于那些成书年代存在争议的古籍,我们可以用此方法加以重新考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关于《老子》一书的新发现。

      关于今本《老子》的成书年代向来聚讼纷争,这就给研究和认识《老子》教育思想乃至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的内在理路带来极大的不便和模糊。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出土后,人们从中发现若干新的迹象,但还无法确定此书的成书年代。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问世与公布,使得拂去历史旧尘埃,还《老子》本来面目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成效:“简本《老子》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老子》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注: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A].中国哲学:第二十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19.)。尽管未成定论,但也足以给人以继续研究的信心。

      长期以来,不仅《老子》的成书年代为学术公案,对其教育思想的认识也存在不小的分歧。比如,我们根据今本《老子》的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及十九章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形成了“道家反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认知,关键在于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注: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75.)的认识,甚至形成老子对阶级社会中一切文明,包括孔子的教学内容都持反对态度,反对仁义孝梯的教育史界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思想如此深邃、充满哲理性与辩证法的《老子》一书会否定“智慧”、“仁义”等人类进步的观念象征呢?难道《老子》确实要让人类走退步的道德吗?这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阐释、讨论的焦点问题,可谓观点林立,定论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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