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90-7 教育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突破，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以便在更高程度上满足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和基础地位的今天，教育创新已成为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中国的教育传统与教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的悠久教育创新传统 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创新传统，没有创新，便没有中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一部中国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教育创新的历史。 提倡和鼓励创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观念之一。中国的文化经典《周易》既把日化日新、新陈代谢看作是天地变化之道，又以其为人类所应效法的盛德伟业，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p.388)《礼记》称述前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作新民”之言，力倡君子日新其德应“无所不用其极”。[2](p.1673)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更把创新与变革联系在一起。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说：“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维新，治道其在是矣。”[3](p.121)谭嗣同则强调改革应布新与除旧并举：“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然后可有效也。”[4]新文化运动之后，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识。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题为《新思潮的意义》的著名论文，认为五四时期新思潮（包括新教育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进行价值重估的两个基本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是揭示旧思想旧制度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不适应性，进而探究中国社会和教育的新出路；输入学理是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输入学理，则代表了新思潮应有的发展方向。[5](p.277～286)当然，胡适所说的“评判的态度”，并不是一个直接提倡创新的态度，但其强调重估一切价值，要求把一切都置于理性的天平之下进行衡量，则体现了破除迷信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精神；而理性评判最终要诉之于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它体现了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的现代精神。同时，胡适所说的研究中国的新问题、输入西方的新学理之“新”，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创新”，但是，以中国问题为体而自觉地输入西学，无疑又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前提。从上述意义上讲，胡适所倡导、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评判精神，反映了中国现代教育创新的内在必然要求，与创新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正是这种创新要求和意识，推动中国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建立了育士、选士和用士相结合的“士—官”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质，是以选举制度为中介，把学校教育与帝国社会官僚队伍的更新贯通起来，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等级阶层的流动联系起来。它造就了一种古典意义上的选举社会，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通过这一制度，中国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小学到大学的遍布城乡的庞大教育网络。其教育规模之大、教育体系之完备，在整个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是罕与匹敌的。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了应对外来挑战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在上个世纪前半期，从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到1922年新学制的建立，中国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中华大地的乡村建设运动，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主要在城市和沿海地区所进行的教育正规化和标准化建设，老革命根据地从中国农村实际和革命需要出发所开创的机动灵活、丰富多彩的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和实践的创新精神。 当然，制度和实践的创新必以思想的创新为先导。如果说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两大历史高峰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思想转型，则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序幕。 先秦诸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束缚，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在先秦诸子中，就思想创新和历史影响而言，儒家和道家最具代表性。儒家站在肯定人类文化的立场上，通过仁道原则的确立，把“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确定为个体精神发展的根本方向，高度关注个体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相互适应，尚贤贵德，提倡“学而优则仕”和崇教以立国本。形成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的《学记》和《大学》，从不同侧面对先秦以来的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学记》全面阐述了教育作用、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专著，至今仍闪烁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大学》则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具体化为“三纲领”和“八条目”，建立起一个以修身为本的政、教统一模式。与儒家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崇尚自然原则，他们坚定地站在文化批判立场上，视文明社会的教育和教化为对于自然状态的破坏和素朴人性的摧残，把顺任自然确立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提倡“不教之教”和游世精神。作为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论者，道家在抑制儒家思想的片面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道互补—自然原则和仁道原则的对立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主线之一。这些富有原创性的思想理念，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作为理论原型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