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3)01-0124-03 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理性本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宣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奠定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新教改革都曾借助理性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长期以来理性都是人类战胜自然，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巨大力量。因此，一直到20世纪前，理性一直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而备受推崇，成为教育目的的主要价值取向。然而，自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以来，理性日益与科技相结合，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几乎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控制和追逐利润的最佳工具。这种倾向因受到了风头强劲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持而越发张扬，迅速扩散到社会诸多领域，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主导性思维，笔者把这种思维描述为：选择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社会和个人意欲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只要手段是有效的，即被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和个体把一切都变成了用来制造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 这种思维先后受到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及今天西方的“人本主义”学者的批判，韦伯把这种理性化过程比作“铁笼”，并提出价值理性的概念与之抗衡。法兰克福学派则对工具理性导致人的“异化”现象加以批判，马尔库塞曾批评工具理性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构成对人性的压抑，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当代人本主义学者指责工具理性忽视了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把人类引向危险的边缘。本文不拟对工具理性的特质作出分析，也无心考证西方反理性主义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笔者的兴趣关注仅在于：工具理性是如何侵入我国教育领域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的。 一、工具理性在我国的传播及其对教育的渗入 工具理性在我国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的落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做着天朝美梦的一些传统士大夫才痛苦的意识到中国科技与工业的落后，于是，他们被动地向西方学习。为寻求强国之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技与教育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态度。例如：继洋务派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大力倡导“教育救国”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均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缺乏有用的人才，所谓“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就在于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智慧的高低，而民智的开发，舍教育则无成。显然，他们是把教育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这种教育救国论的主张也影响了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面临内忧外患，终于喊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急切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鉴于西方人正是借助科技理性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化社会，他们对科学推崇倍至，加之中国近代几次改革的不成功，使得他们产生了浮躁的心理，对科学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结果，西方学者对科学主义所作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由工具理性所引发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系列危机被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于是，当国人不加批判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工具理性也逐渐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诸领域。显然，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中被忽视的恰恰是人自身的解放问题。当时，主张教育救国的一批教育家无不把教育视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有效手段，从而忘记了教育对人自身的价值提升这一本体功能。 从维新派直至五四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改革的目标上不尽相同，但他们渴求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种国家功利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来不及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追求和人自身的解放问题，便急匆匆地把西方的科技、政体或经济制度生搬进来。在思想资源上他们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实证主义哲学支持下的工具理性，而对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和反理性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反思置之不理。这种思维模式主宰了近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家、经济改革家和教育家，并且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我国在教育领域实现了一次大的院系调整，其突出特征就是以工程技术为主的理工学科不断得到加强，而以引导人生意义为主的人文学科却不断被削弱。在随后的“文革”期间，教育更是被不恰当地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可见，我们在对待教育的态度上一直都是持工具理性主义的立场。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实践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直至80年代中期，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展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使人们开始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迎来了思想上的解放，随着讨论的深入，至90年代哲学界又掀起了“人的主体性”的论争，而文学界则举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于是，追求个性解放逐渐演变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自由和权利。这本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追求个性解放很快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合流，使得人们日益追求自利的目的，逐渐淡忘了集体主义精神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结果，原先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的工具理性一方面由于惯性继续与国家层面的功利主义顽强地结合在一起，压迫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又悄悄地与国家功利主义发生分离，改头换面地与个人层面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日益成为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基础。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对我国的教育乃至国民的精神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说，工具理性与国家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是以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来造就国家的繁荣，那么，工具理性与个人功利主义相结合则导致了人们“奋不顾身”地化公为私，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无论是哪种结合，它们对教育的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背离了她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在极端的教育功利主义中，人越来越被物质的世界“异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