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2)10-0005-05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出现了批判的浪潮，各个学科和知识领域都在进行批判或号称进行批判，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也提高了对“批判”的要求。特别是在教育、社会政治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性研究”。显然，在种这批判的浪潮中，拘于狭隘经验的经验教育学与注重体验和理解的精神科学教育学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一种新的、被称之为批判教育学的教育学应运而生了。 “批判教育学”之所以被冠以此名称，是因为一些教育学者试图从一种哲学出发来构建其教育思想。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之争的影响和教育科学领域对社会学的科学研究理论及其方法的不同程度的吸取，也使得批判教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不过，可以把批判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间的差异和争论大致归结到批判理性主义，或者说分析哲学的科研思想和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哲学间的差异和论争上。 一、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对批判的理解及其分类 （一）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对批判的理解 批判教育学诸流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批判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1.格廷根大学教育学教授莫伦豪尔(Klaus Mollenhauer)的观点 莫伦豪尔在1968年出版的《教育与解放》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教育科学建构的原则是，教育和教养必须具有关于主体成年状态（Muend-igkeit，即勇于并且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人）的目标。”[1]受哈贝马斯关于认识与兴趣分类的影响，莫伦豪尔把解放的兴趣看成是教育科学的主要兴趣，并把启蒙看作是教育科学的目的，同时也是教育实践的目的。 莫伦豪尔把教育行为看作是交往行为，教育实践是具有一定行为目的的主体在参与交往中达到对价值取向和行为目的的理解。他指出，如果教育科学的批判理论是可能的话，那么传统的教育的目的设置就是可以置疑的，也是可以摒弃的。在他看来，在对教育领域中发现的事实关系和意义关系及其历史的社会根源的批判，只有在无统治、无压抑的交往中才是可能的。无统治、无压抑的交往是教育科学批判具有可能性的前提、标准和条件。莫伦豪尔的分析和批判与经验教育学相比是超验的，并试图合法性地确立一种最低规范的教育理论[2](pp.42～44)。 对于是否所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动都有必要追溯到其物质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根源，并由此把这种根源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莫伦豪尔指出，在重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政治、经济前提下，通过探求它的组成要素和意义，仍不能全面而充分地说明教育过程[2](p.43,13)。这也实际上在提醒不能把教育缩减为教育社会学或缩减为政治经济学的运用。 2.闵斯特大学教育学、哲学教授布兰凯茨(Herwig Blankertz)的观点 布兰凯茨的批判教育学的观点与莫伦豪尔相似。他们的思想均源于对韦尼格(Weniger)精神科学教育学的批判。布兰凯茨受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较大。他指出，教育学中批判理论和经验研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存在着不能缓解的紧张关系。布兰凯茨认为，教育科学的各种假说系统的主要兴趣完全不能通过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方法达到，可以通过哲学的方法或超经验的方法来建构教育理论。教育学应该参考康德关于人的成年状态的论述和哈贝马斯关于解放的认识兴趣理论，这两种理论都赋予理性以优先权。而在布兰凯茨看来，人的理性即自我决定就是教育的目标。布兰凯茨之所以重视人的自我决定的兴趣、解放的兴趣和成年状态的兴趣，不仅因为这些兴趣可以导致人的解放，而且还因为这些兴趣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它们是社会解放的必要前提[3](p.74)。 布兰凯茨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方面来确定批判的任务。根据布兰凯茨对批判解放的理解，要消除人的物化和自我异化，只有在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中才是可能的。只有通过启蒙和教育，进而消除了阻碍主体行动的社会因素时，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主体性。因此，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启蒙的使命。在布兰凯茨的批判教育学中，注重对合理性的探讨，合理性是其教育学的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石。其合理性的思想又与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有着紧密的联系[3](pp.73～74)。 3.马堡大学教育科学教授克拉夫基(Klafki)的观点 克拉夫基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是教育学的重要使命，也是精神科学教育学思想卓有成效的继续发展，也是他的批判－建构主义的教育科学任务[4]。受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克拉夫基指出，教育和教育学的任务在于对总体异化和功能化的社会进行批判，或在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的问题指出的过程中，把教育考虑进去。克拉夫基还同时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看作是永远相互限制、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克拉夫基在回答教育科学批判的标准问题时，提出了批判－建构教育科学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教育的目标应该主要是个体的自我决定和协作决定。由此，教育学超越了其狭义的目标设置，而承担起原本置于政治的使命，所以这种教育学又称被为政治的教育学。 4.波鸿鲁尔大学教育学教授沙勒(Klaus Schaller)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