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9月8日《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于对“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的深刻分析，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创新的战略思想。教育创新战略立足全局，立意深远，把握了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脉搏，确立了我国教育今后若干年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工作重点，赋予了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崇高的历史使命，是一篇教育创新的时代宣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教育突破了许多长期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面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惟有响应江总书记的号召，“要十分注意研究和解决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探索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立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不断进行新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跨越。 创新必须是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创新，跨越必须是科学的跨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教育决策人员，都有一个关注与研究现实，关注与研究重大教育问题、深化两者交流的任务。 由于教育决策环境与决策因素越来越复杂，决策的难度也就越来越高，为了使我们的决策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我们有理由提出决策者应该是研究者的要求，决策者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研究型决策者”；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所富有的社会功能越来越重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大，为了使学术研究的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我们有理由提出研究者应该是政策参与者的要求，研究者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政策型研究者”。 一 随着政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复杂，对政策的专门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现在，政策分析者和政策规划者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且这支队伍在不断扩大之中。这一人群无疑是政策型研究者的典型，他们被冠以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政策知识分子”。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化和政策科学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政策分析机构和职业性的政策知识分子也在形成之中。不过，笔者这里指的主要还不是这种专门职业的政策型研究者，而是强调研究人员要有政策意识，要重视政策的研究，并逐渐把教育研究的主要人员和研究人员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为政策和对政策的研究上来。教育部陈至立部长在2002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评审会上讲话时强调：“教育科研工作必须树立为重大教育决策服务的意识，研究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对一些教育问题作长远的、全局性的和深层次的科学研究，提出新思路、新办法，为教育决策当好参谋”。（注：陈至立.教育科研要为教育决策当好参谋[N].中国教育报，2002-2-4.）政策型研究者的形成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政府部门的热切期盼。而要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政策型研究者，固然有许多专业性的知识和技术性要求，但依笔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感受和认识，首先重要的是要关注现实世界，了解现实需要，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强烈意识，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提供有根据的政策建议和可操作的措施。著名经济学家和史学家陈翰生先生积毕生之经验，深有感触地说：“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就是要解决问题，尤其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注：陈翰生.学术界[J].2002,(2).）关注现实世界，关注教育政策研究，并不是要丧失教育理论工作者具有的独立品格，恰恰相反，正因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具有独立意识、独立知识结构和独立思考能力，对教育政策研究才显得特别重要。 “九五”期间，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从国家教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教育部提出“十五”期间下列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办学条件保障的关系，如何规划相应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规模问题；高校扩招以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拓宽就业渠道的研究；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保障教学秩序、规范教学的研究；高校后勤社会化中的公寓管理、学籍管理、网络管理、大学城、并校及分校或异地办学管理等引发的办学秩序与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对策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与进一步增强地方、高校自主权和依法自律的关系研究；高等教育新的拨款体制与科学评估体系研究；各地在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进一步改进高校招生、录取、考试与收费制度等的研究；规范小学、初中、高中升学、择校、收费的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研究；落实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措施及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研究；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机制的研究；教育依法行政所面临的形势与相关建议研究；加入世贸织织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的研究；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政策研究，我国教师教育的转型研究等。 这些情况和问题在不同地方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不同的特点，也需要有不尽相同的解决办法。要对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根据、有说服力的意见，只有一些思想理念、一些价值标准、一些教育学概念是不够的，一定要对我国宏观的和不同地区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实际情况，对其经济数据、人口数据、教育数据、科技数据、文化数据等有经常性的、准确的了解，并且要对这些数据有历史感，也就是对这些数据的历史变化心中有数；还要对世界有代表性国家的相关数据有系统的了解，以便能够把我国的教育发展放在全球环境下有比较地考虑。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研究才能充满朝气和生命力，才能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毋庸讳言，教育研究中杜撰的题目，无病呻吟的题目，拾人牙慧的题目和空洞无物不知所云的题目，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有时候还被误作为一种学术高深的表现。而对现实问题缺乏敏感，对解决现实问题缺乏热情，导致了对解决实际问题缺乏真知卓见。由于脱离教育实际，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包括不了解国外的真实情况），只能凌虚蹈空，唱空城计。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研究价值取向的问题。其根源是对教育科学的现代特性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现代使命缺乏敏锐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