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最近十余年关于近世中国商人的研究，商会无疑是其中一个焦点。（注：关于近世中国商会研究的概况，请参见以下论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第112-116页：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81-91页；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6期，第136-196页；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2期，第87-98页。笔者在此以“近世”一词指自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这些已有的著述，空间上多集中于上海、苏州两地，兼及天津、汉口等埠；时间上以晚清为重，亦有延伸至民国，但多集中于1925年后；（注：此前Shirley S.Garrett的论文在空间与时间上应较好地注意到了全面性。但由于篇幅所限，亦可能作者资料掌握较少，故影响到其立论的基础。Shirley，S.Garrett，The Chamber or Commerce and the YMCA，in Mark Elvin & C.William Skinner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1974.pp.213-238.）内容上则以商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为主，亦有论到商会的经济功能者：所引用理论以“现代化”居多，论者试图说明商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近年又有学者采用“市民社会”理论，以商会为对象，来说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注：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 这些已取得的成果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但亦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上海总商会能作为1929年前中国商会的典型吗？民初商会与晚清商会有何重要的不同？社会其它阶层对商会持何态度？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分析商会是否恰当？除上海、苏州等地外，其它各地商会又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如以1904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为近世中国的第一个商会，2年后各地商务总会及分会已有170余处，1912年商会数达920余处，1915年增至1242处，1929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的统计数字为1447个。（注：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91页；王笛：〈关于清末商会统计的商榷〉，《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 111页；Chow Tse-tsung,The May Fou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m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p.380.Cited from Shirley S.Garrett.1974，p.218）如此众多的商会组织，因其成员构成及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状况、面对的地方政府等相差甚大往往各有其特点，所以Shirley S.Garrett认为不存在典型的商会。（注：Shirley S.Garrett，1974，p.218.228.）但是中国的商会自一开始便是在政府的倡导与监督下开展活动的。各届政府颁布的商会法令亦就商会的设立及其所办事项等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处于同一时段的各地商会由于可能会遇到一些相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可以看见类同的反应。加上全国性商会联合会组织的成立，以及一定区域内商会间频繁的联络。所以“共性”有时是可以发现的，不过，这种分析则需建基于适当个案的考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欲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来探讨近世中国商会的若干特点。 笔者选择杭州总商会为考察个案，首先因为该商会所在地为一中等城市，虽然亦属通商口岸，但此地工商业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算突出。（注：据1924年出版的中华年鉴，杭州总人口数为729948人，少于省内的宁波、温州、绍兴、湖州等地；1922年的进出口关税总额为190，475.843（Hk.Tls.），在全国46个口岸中居第31位；1921年的贸易总额为21，216，913（Hk.Tls.），居第24位；均属中等水平。 H.C.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 1924，（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 1924），p.23，476，504-509.）其次，该商会的职员构成，日常活动等方面符合大多数地方商会的特点。当然，它亦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所以笔者在叙述中将会它与其它地方的商会作相应的比较，努力辨清哪些可以代表“共性”，哪些只能算作是“个性”。 1920年代为近世中国政治变化较剧烈的时期，“军阀混战”带来的社会动荡，“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权主义思潮，以及热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波及到每一个人。作为商人组合的商会，所受影响自然亦甚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商会从性质到功能上可能也会与平常的状态有许多的不同，甚至会出现种种变异。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常态”与“变态”的问题。（注：所谓“常态”与“变态”均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提法，并不含绝对的意思。如许倬云即认为“变化是一个常态，而不是临时出现的情况”。氏着：《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页9。我赞同他的观点，但在本文中，为便利分析起见，我只有先以一种状态为所谓“常态”，而与之相对的状态为“变态”，以比较考察一定阶段商人的实际行为和思想的异同。而且“变态”一词在本文中即“非常态”，而不含有任何价值评判意义。） 以前有不少学者对商人的“政治化”讨论得较多，普遍认为1919年后，商人政治意识大为提升，甚至开始积极干预政治。（注：Je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Ma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p.51-61，82-83； 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 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8-239；李达嘉：〈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年6月），第235页；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初探〉，《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15-118页。）最近已有学者就此提出反省及批评。（注：李达嘉：〈192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的民治运动——对军阀时期商人政治力量的重新评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99年12月：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以近世中国商会的历史来看，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应是商会所从事的主要事业，笔者把它称之为“常态”。而短暂的政治参与，以及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均属于“变态”。本文中，笔者将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讨论重心，并结合其它商会的例子，来具体分析商会在常态与变态的环境中，分别有哪些表现，并进而分析其底层的动因，藉此加深对近世中国商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