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适应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密切相关。生产程序包括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加工一系列的环节，也可以称为农活程序。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从年终到年末，各种家务也是各有其时。传统的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农活和生活琐事的程序必须适应生态节律。生产活动有涨有落，家庭琐事也必须随之有所变化。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会巧妙配合，有序地分布于空间和时间中。对中国农民而言，这种节律早在农业文明初期就被认识，早期的历书《夏小正》所表现时间程序就是当时农活和家庭生活的程序。以后，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不但在古代历书中有记载，也有专门记载农业技术特点和农家生活的农书，这就是月令式农书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其中既有一年四季技术程序的描述又有与之相伴的农家生活各个侧面记载。但古代的农书的记载毕竟太简单，难以作全方位的研究。近代的材料比较多，目前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农村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为当时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程序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在满铁对华北村庄的实态调查中，有许多耕作程序和农村生活规律的调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程序，即作物的栽培技术程序；积肥与施肥的周期；畜牧业的周期；以及劳动力流动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周期等等。有意思的是，农活和生活的周期仍在当代农村持续。所以，近代农村生产和生活周期的研究也有益于学者对现代农村社会的了解。 一、农业工作的程序 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田间工作程序。从历史上分析，近代华北的作物有两类，一类是几千年一直在华北种植的作物，包括小麦、粟、高粱等。另一类作物在华北的栽培历史不长，只有几百年，不但有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还包括棉花，棉花是明清以后在华北栽培的。近代的美棉自国外引种，栽培技术更为复杂，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农村生活。因从古到今，劳动周期有一定变化，包括播种、锄草、收获等。新作物和作物的新品种，可以对乡村的大田劳动程序产生一定的改变。由此可见，田间劳动和副业劳动也不是一成不变。大田劳动主要发生于田间，但也有一些既在家庭内也在田间的工作。积肥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但不完全属于大田工作，积肥工作在家内，施肥工作在农田。积肥、施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规律。 （一）作物的田间栽培程序 粟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栽培程序为整地、播种、中耕、收获和加工等。德县灌溉谷的劳力投入量为15.3人·日/亩，平谷、易县、胶县和惠民旱作谷为5.1～8.0人·日/亩。粟的播种时间在4月，播种后用盖子或拉子覆土、镇压。与小麦不同，谷子播种后不久就进入初夏，杂草生长，对中耕除草的要求很高，小麦播种后进入冬季，杂草相对少。谷子需要多次中耕，且要在中耕时期进行间苗工作。除草的次数也是各地不同，一般要进行4次左右。青岛附近进行4次中耕，第1次和第2次中耕时，同时进行间苗。在冀东地区，中耕、除草和间苗往往是分开的，用锄进行3～4除草，用锄或犁进行1～2次中耕，用手进行1次间苗。在北京附近地区，除草要进行3次，间苗1～2次，培土（中耕）2次。至于夏播粟，磁县要进行3次中耕，发芽后2周后间苗（注：满铁调查部编：《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上卷，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十一月，附录第3，4，6表。）。中国农民很早就重视谷子的中耕，《汜胜之书》对锄谷记载得比较详细：“苗生如马耳，则镞锄。稀豁之处，锄而补之。……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者，非止除草，盖地熟而实多，糠薄而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元代的《王祯农书》重视锄谷，且每次锄谷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锄谷，第一遍科定，每科只留两三茎，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两垅头空，务欲深细。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又浅于第三遍”（注：《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谷子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夏季的中耕期。河北平乡村152农家（1923）统计表明，中耕劳动粟作物占总劳动的34％。另一种中耕较多的作物是高粱，劳动投入比重达到42％，是中耕劳动最多的作物（注：Buck John Lossing：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0.（据日译本第431～432页。））。高粱在中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华北的大规模推广却是在明清以后。耕作、施肥和播种是在4月份，播种时用耧或犁开沟、律种，之后用石磙子镇压，中耕、间苗和除草多达4～5次。在青岛附近地区，间苗分别在第一、第二次中耕除草后。在冀东地区，除草3～4回，中耕1～2回，间苗1次。除草次数在山东胶县最多，达6次，潍县、高密、安邱等山东中部地区中耕4～5次。华北平原的西部地区则较少，中耕3～4次，因为华北平原自东向西雨量渐少，故除草次数渐少（注：满铁调查部编：《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上卷.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十一月，附录第3，4，表。）。 小麦的田间管理共有8～9个环节，施肥、整地、播种、镇压、灌溉、中耕管理、收获和脱谷。灌溉小麦由于灌水的需要，投入的劳动相对较多。宁河、易县、惠民和潍县等地的旱作小麦投入为2.0～3.7人·日/亩，彰德县灌溉小麦投入达11.3人·日/亩。较好的生长条件可以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注：满铁调查部编：《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上卷，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十一月，附录第6表。）。小麦施肥一般在秋耕前，整地前将土粪扬于地上。与其它作物相比，小麦中耕的次数较少，只有2次。在益都县杜家庄，中耕除草行于清明后，有时行1回，有时2回。这个县的小田家庄，4月下旬行第1回中耕，下雨行第2次中耕除草，不下雨则不锄草（注：国立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胶济沿线地方农村の一研究——益都县杜家庄小田家庄调查》，研究料第九号，民国三十一年三月，第57～59，145～146页。）。在遵化县卢家寨，小麦只有1次中耕（注：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遵化县卢家寨农村实态调查报告》，昭和十一年十二月，第107页。）。通县小街村不行中耕，只在雨水节期时用石头辊子压一遍（注：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北支那に於けゐ棉作地农村事情（河北通县小街村）》，北支经济资料，第十三辑，昭和十一年四月，第164页。）。至于小麦的收获，有两种方法，一是用镰刀刈取，二是用手拨。割麦一般行于旱地，拨麦行在雨后。在山东潍县、高密、安邱一带，两种方法并用，其中安邱县刈麦的较多。在冀东地区，最艰苦的作业就是拨麦（注：满铁调查部编：《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上卷，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十一月，第137～138页。）。劳动力大量使用的时间有2个，一在播种时节，即秋后，二在收获季节，即6月份。河北省盐山县133家（1923）调查表明，播种期施肥、耕耙和种植劳动力投入占总劳动的30.1％，收获和脱粒工作占31.7％（注：Buck John Lossing：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据日译本第432～433页）。）。这两个时期恰是一年四季最忙的时节，小麦的种与收与华北的农忙高峰有密切关系。 棉花是劳动力集约化作物，每亩地人工达20多个。劳力集中在中耕和灌溉两方面，这二项分别占到总投入的1/3左右。在山东鲁西北棉区和河北省南部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6次，间苗1～2次，摘心作业达2次。在玉田县，除草4～5次，中耕3次，间苗1～2次，最后在7月下旬摘心1次，合计进行了9～11次田间作业（注：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北支那に於けゐ棉作地农村事情（河北通县小街村）》，北支经济资料，第十三辑，昭和十一年四月，第160～161页。）。另外还有摘心和抹芽的工作。在遵化县，中耕除草3次，摘心1次，去芽4次（注：满铁调查部编：《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上卷，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十一月，附录第3，4，表。）。在通县小街村，除赘芽从头伏开始，摘心去赘芽的次数达5次之多。收摘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白露霜降拨棉花秸，为了防止棉铃被盗，农民一般每晚都要到棉花地看护（注：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北支那に於けゐ棉作地农村事情（河北通县小街村）》，北支经济资料，第十三辑，昭和十一年四月，第160～161页。）。1949年农业部调查分析表明，华北地区从耕到收耕地次数为1～3次，耕2次的占45％；耙地以2次、3次的居多，冀南地区甚至达到40％以上；中耕，多者可达7次，4次的地区居多；摘心1～2次，整枝一般为2～3次（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编印：《华北典型村调查——1949年》，1950年7月，第160～168页。）。从种类上分析，中棉只实行除赘芽和摘心，陆地棉栽培技术复杂，实行整枝，将棉花主干以下徒长的营养枝去掉，又称“扯游条”，或“剪枝”，去芽和摘心则另行。陆地棉成熟期齐，拾棉次数少，只有5～6回，中棉拾棉次数达12～13回。拾棉花时，各次所摘的“花”不同。初次摘下部，这些棉花称“脚花”或“头刀花”；中期摘中部的“腰花”或“中刀花”；末期采上部的“梢花”或“梢子花”（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の地域的展开》，龙溪书舍，1979年8月，第198～199页。）。棉花一年一作，收获期晚于一般秋作物，尽管用地程度较大，但在劳动力投入上，棉花实际上使农家劳动力更多地更平均地分散各月，从而与其他作物形成更好的搭配。尽管夏季的中耕相当费力，但可以和麦收分开，收花则与秋收分开，不与其它作物形成农忙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