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

作 者:

作者简介:
邹芙都,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江娟丽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邹芙都(1975—),男,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生,从事楚文化与楚文字研究。

原文出处: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随着楚文物考古事业的大规模开展,出土了一批诸如货币、权衡器、大府之器、鄂君启节、琉璃器等器物,从中展示出东周之世楚国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盛况.主要表现在:已形成完善的货币制度、严密的征税管理机构、发达的国内外商贸交通网络、规范的市场体系和规模化的贸易往来以及城市经济功能日益增强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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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3X(2003)04—0090—04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遭到破坏,宗法奴隶制瓦解,“工商食官”制度渐趋解体,商人阶层迅速崛起,商业活动日益频繁,这极大地促进了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傅筑夫先生所论:“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很早,在早期阶段——从春秋末年到西汉中叶约四百年当中,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的,达到的水平也是相当高酌.”[1](P.198)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以其雄厚的国力称霸南方,并有问鼎中原之势。然学术界在对其经济状况作考察时大多只着眼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对商业与商品经济论述甚微,这与缺乏相关文献记载有关;甚至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不如齐、晋,是一个不重经商之道的国家[2]。本文试从地下出土文物入手,对楚国的商业及商品经济概貌作一粗疏分析。

      一、完善的货币制度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3](P.149)其职能的发挥是应商品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我国自商代晚期开始出现铜贝货币,东周之世金属货币日趋流行。据现有考古材料,楚国主要流通铜贝、铜布、金版三种货币。

      铜贝(俗称“鬼脸钱”,古钱学家称“蚁鼻钱”),平面略呈椭圆形,上宽下狭,正面凸出,背面平。面上模铸阴文“”字,字下有一未穿小圆孔。关于“”字的考释,学术界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如清代学者吴大澄在《权衡度量实验考》一文中认为是古文“贝”字的变体;马伯昂先生在《货币文字考》中指出是“当半两”二字省文;李绍曾先生考证为“半两”二字,是标明货币重量的单位[4]。各家虽众说纷纭,但认定为一种货币币值单位则无异议。铜贝分布甚广,河南固始,安徽寿县,湖南长沙、常德,江苏邳县,湖北荆门、宜城、黄冈、江陵、大冶及陕西等地均有出土。

      铜布,主要有殊布和连布两种。殊布布体狭长,平肩方足,面背圆廓,中有竖画,布首有穿,两面铸文,面文“殊布当釿”,背文“十货”。“殊布当釿”是记重单位,一枚重一釿(约合35克),“十货”是兑换值,一货相当于铜贝一枚。“连布”形如两枚小布一正一倒,四足相连,面文“四钱”,背文“当釿”。此外尚有铸文“良金一朱”和“良金四朱”的长方形板状布币和银质布币。布币主要出土于河南扶沟、安徽宿州、湖北大冶等地,是为受三晋影响而通行于楚国北境的一种地区性货币。

      金版,作长方形,两头略上卷,呈龟版状,斜缘,背面平。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湖南等地均有发现。最大的纵长12.2厘米,横宽8厘米,重610克,含金量高达99%不等。金版一面戳印,印记有1/4至60印不等,钤有阴文篆书“郢称”,每个印记重14~17克左右,约合当时一两。有研究认为“楚爰金不具备流通货币的性质,主要用于巨额支付,并作为财富的象征而储藏”[5]。高至喜先生全面考察金版后指出东周时期楚国曾经普遍使用黄金货币[6]。笔者认为,金版印记的刻凿痕迹和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黄金籴种”[7]记载便可为之佐证。

      综上,楚国有一整套货币制度,其中金版为主币,铜贝、铜布为辅币。黄金以斤、镒为计量单位,每斤为16两,每镒为20两,每两折合蚁鼻钱625枚,每斤折合蚁鼻钱1万枚.布币“十货”值蚁鼻钱十枚,“连布”一枚值蚁鼻钱五枚。我们知道,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促进,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一方面,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以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因为货币经济有了同等的发展程度,这是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永远同时产生,并肩前进而又相互促进的原因所在[1](p.58)。由此可知,楚国这套币值大小不一的货币制度,是完全为适应当时商业、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反之又促进了二者的进一步发展。

      二、精确的货币经济配套设施

      黄金作为楚国的主币,是应其它各种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3](P.163)的局限性而产生。所以为适应更大范围的商业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黄金作为无国界货币便应运而生。众所周知,作为贵金属的黄金具有分割不方便性,而要更好地执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必须要有精确的称量器具,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据现有考古材料,湖南长沙等地清理的二千余座楚墓中,出土有天平和砝码的101座,其中长沙地区85座,常德地区9座,衡阳地区6座,株洲地区1座。此外,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有天平盘,1951年寿县采集到6枚环行铜砝码。高至喜先生据58常棉M25、M50,52长颜乙M35,54长左M15和“钧益”砝码五组材料,称量取平均值得知,各个砝码重量分别为251.53、122.653、60.443、30.316、15.006,7.868、4.194、2、1.141、0.62克,最大的约当时一斤,其次各为八两(半斤)、四两、二两、一两(二十四铢)、十二铢、六铢、三铢、二铢、一铢[6]。这种按大小依次减半的砝码已完全能胜任称量黄金的职能。所以权衡器为称量货币黄金的配套设施,是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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