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对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由于中国在20世纪以前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也主要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认识，对此西方汉学界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最新的解释是彭慕兰所提出的分岔论，在他看来，18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后才出现根本性的分岔，主要原因则是英国能从美洲殖民地得到大量原材料及英国国内有容易开采、接近的煤矿（而江南均没有）。此说法在不少方面对既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挑战，最重要的即是认为18世纪江南不存在黄宗智所说的内卷现象，从而从根本上否认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成立。对此黄宗智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前一议题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与评论中分别引用了不同学者对此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武雅士（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等引证其观点）与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引证其观点）。 （一）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注：该文已译成中文，中译文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以进一步强调中（江南）欧（英格兰）18世纪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与国内煤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彭认为在比较劳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力投入（他认为如果在一亩土地上比别人多干一倍时间但多一倍收入，这不是内卷），在总计劳力时应将成年男女与儿童予以区分（他们的生产力不同），同时还应考虑确保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江南比英格兰少）。彭又认为植棉并纺织的日收入并没有黄所认为的那么低，且在前现代条件下，农业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极大地高于家庭纺织业，这与内卷没有关系。彭还认为黄的内卷定义“劳力边际报酬递减”对所有生产都适用（一位精心播种第一块地而粗心播种第二块地的农民并未陷入内卷化生产），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内卷应该表示每天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而这在中国不曾出现，却在早期欧洲有。他不认为18世纪江南存在人口压力。 针对黄就彭某些硬伤的批评，彭回答：其一，他对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即纺织收入高（经重新计算他认为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够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费的大米）。其二，他认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穷农民，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而黄所依赖的徐新吾的资料大成问题。因此彭不仅坚持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糖也消耗相当（江南人均年消费10磅糖），且认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 最后，彭不认为易于得到煤与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欧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总之，彭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纳回到完全分开的“发展的”、“内卷的”只存在对立的范畴。 但黄宗智《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认为，彭与黄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内卷的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纺织业收入与种稻收入的比较中，彭把儿童劳力转换为成年劳力后得出的结论（1比2或3）其实是强调棉纺织业代表的是比农业低的劳动回报——而这正是黄的主要观点。小麦生产也是。但黄认为彭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换算来掩盖他其实同意黄的方面，比如彭指责黄把总劳动投入与总产弄混，但黄认为他说的只是劳动投入的差别，没有说回报也有同样的差别；又如彭没有注意到人均消费（含小孩）（2石）与成人平均消费（3石）的差别及粮食消费与维生所需（含粮食及其它）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