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2－072－05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特别是晋商首创票号，开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的辉煌业绩更令人刮目。因此，研究晋商，对于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下面主要就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对票号尤为关注，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年）、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19号，民国14年）、《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民国24年）、《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民国25年）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所有这些对晋商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表明了学者们对晋商及其票号的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或过于简略，或局限于资料排列，没有能深入探究晋商票号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与此同时，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组织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资料，以补山西票号史料之不足。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努力，编写出六七十万字书稿并交中华书局审阅付印。但随之而起的“文革”风暴，使国内晋商研究销声匿迹，《山西票号史料》也未能如期面世。 “文革”阴霾散去后，中断的晋商研究重又回到学者案前。1979年，山西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重新开始了《山西票号史料》的编纂工作。几经作者辛勤搜罗，细心审辨，《山西票号史料》终于在1990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出版了《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同时，研究晋商的专著、资料和论文也交相问世，形成了80年代国内晋商研究的热潮。如田际康、刘存善的专著《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正明、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论文主要有郝建贵的《值得研究借鉴的山西票号》、《谈谈山西票号的经济资料问题》、张正明的《禁榷制度与河东池盐业》、孔祥毅的《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等等。与此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了系列研究，其成绩主要有寺田隆信的专著《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论文有《清代的山西商人》（《史林》60卷1期，1977年）、 《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2期）、 《苏州的全晋会馆》（《史泉》第24辑1991年），资料汇编有滨下武志等的《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60辑）等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道共同推动了晋商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尤其在山西，形成持续的晋商研究热风。1992年2月， 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召开了“晋商文化研究座谈会”，《文史研究》杂志连发三期“晋商文化研究专号”。第二年，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同年8月，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和太原市工商银行共同筹备召开了“晋商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海外学者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川、山西的专家学者共同与会，交流研讨，予晋商研究以有力推动。这期间，专门的晋商研究新作竞相亮采，主要有葛贤慧、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晋经济出版社，1992年），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张巩德的《山西票号综览》（新华出版社，1996年），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文峰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1998年），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董继武、景占魁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刘建生等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其它的论著也兼及晋商研究，如刘建生的《山西经济史》，渠绍淼、庞义才的《山西外贸志》，郝建贵等的《山西金融志》等。除此之外，大量的晋商研究和史料如潮而涌，如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史若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外，山西各地文史资料相继编辑成册，对晋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考证。随着平遥县城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和以祁、太、平为中心的山西民宅大院的风采再现，对晋商的关注和研究也必将与时俱进。 二 从上述晋商研究概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研究已为各界学人所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综观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着意于以下几个方面： 1.探析晋商崛起、发展至衰败的原由。张正明在其专著《晋商兴衰史》中对明清晋商的兴起作了这样几点归纳：第一，明政府为北边各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契机；第二，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要冲，是晋商兴起的地理条件；第三，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第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晋人外出经商谋生的重要原因；第五，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黄鉴晕也撰文论述了晋商兴起的原因，他认为，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山西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如盐铁业、丝棉织品生产业、烟草业的发展，为山西商人贩卖外出、开铺设店提供了条件。渠绍淼在其《晋商兴盛溯源》中对晋商兴起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他特别强调了晋商艰苦创业、崇尚信誉、捕捉商机、严于管理、商帮团结、应变图存的主观因素对晋商兴起的重要作用。关于晋商衰败的原因，张正明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封建政府的腐败和内乱外患，封建政府肆意压榨，近代交通发展引起的贸易线路的改变诸方面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客观因素；晋商依附于清廷，“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是其衰落的主观因素。刘建生认为，晋商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也是造成其破落的原因之一。王明星论及晋商衰败原因时总结了三点：一是山西商人后期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二是平祁太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全国金融经济中心南移上海；三是培养人才失误。总之，晋商没能超越自身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导致了自身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