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量扩大，市场日益发展，在江南一带已形成网络化的市场体系。（注：有关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网络化的研究，请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商人应运而起，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以联络乡情里谊的功能，以血缘为纽带，建立了集会、结社的场所和团体——会馆。以地名命名的会馆，借以联络乡情里谊，维护共同利益，逐渐形成了群体化的地方商人集团，此即商帮，其著者有徽商、晋商、江右商、洞庭商、粤闽海商、龙游商等十大商帮。他们在明清时期对推进商品经济发展曾起了很大作用。 龙游商帮崛起于明中叶，它与徽商、晋商角逐于商坛上，不露声色地在文物、珠宝、古董业中大献身手，独占鳌头。在造纸印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其贡献令人钦羡。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它较早地意识到向中国西部“进军”，携亲带戚，长途跋涉来到了僻远的云贵高原、滇缅边界经商，从事土地垦拓。从以上所从事四个主要行业来看，他们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眼光有抱负，肯吃苦、勇开拓的商人，是一批有文化教养的儒商。 进入近代，宁波海商崛起，取代了曾经煊赫一时的明清诸商帮，成为商坛劲旅，至今不衰。现代温州商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是，在历史上浙江商人还是以龙游商帮最为活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鲜为人知，然而他们的业绩、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经验，还是应该将它发掘出来，让世人知道，汲取其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素而加以发扬。笔者在研究中国商业史和徽学时，将它作为商业史、商帮史的构成和作为比较研究的因子而进行若干研究。（注：参见陈学文《龙游商帮》，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公司港台二地同时出版；《中国十大商帮》中《龙游商帮》一章；《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刊于台北《历史》第160期，转刊于美国《世界日报》2001年6月26日－7月1日。）现将侧重对龙游商帮的特性和对中国西部开发的贡献加以论述。 一 龙游地居浙江中部偏西南，俗称浙西，古为姑蔑地，是姑蔑文化的发祥地。入明清为衢州府五属县之一。县境至府城70里，至省城500里。东南多山，西北多平原，为金衢盆地的一部分。多丘陵，山占4／10，地占2／10，田占3／10，荡占1／10，是一个半山区县份。 龙游交通畅便，为古代粮道盐道，粮盐由此贩运而入内地，方志称：“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1。 ）阮元谓龙游素为“东南孔道”。（注：阮元《龙游县重建通驷桥碑帖》。）境内设有水陆驿，连接省、京等地，宋人蔡元定说：“入瀔江之滨，乃衢龙要冲之地，水驿当其南，马驿当其北，东连严睦，西引信闽。行人往来循绳络绎咸经于此。”（注：蔡元定《和渠虹桥记》。）龙游有“八省通衢”之称，高英说：“龙邑为入闽要道，八省通衢。”浙皖、浙闽、浙赣均由此通达，“金衢处徽之冲。”（注：高英《重修官驿前堤岸碑记》；涂杰《建龙游城记》。）据明清商书的记载，龙游有专程通往各地，如憺漪子《新刻士商要览》第16条“处州府由龙游至衢州陆路”，此外还有该书有5、7、8、11条都与龙游有关。 周文焕《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卷二北京到福建路程也必经龙游。中有一诗写到龙游瀔水：“停步湖头问去津，兰溪风物更宜人，驿夫知我南来客，移掉相近瀔水渡。”诗注：“停步驿市井颇盛，离溪五里是龙游县。”商濬《水陆路程》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条，从京至闽，亦需经龙游的亭步驿，可见龙游在古代乃为四通八达之地也。 龙游多产山货，竹木茶菸油染料为其特产，粮食也大量输出外地。康熙《龙游县志》卷四：“木之品多梓多柏，南山多杉，它为桐梓松柏之类，处处有之。”竹更是遍处广植之，有“竹库”之称。竹是造纸上好材料，“用以制楮，出产甚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6。）明代龙游的烧纸已遐迩闻名。“多烧纸，纸胜于别县”。（注：万历《龙游县志》卷4《物产》。） 南宋建都杭州，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官邸，需大量木材，又设书坊刻印书籍，需供应纸张。于是龙游的木材、纸张源源不断输入杭城，促进了龙游的木材、植竹与造纸行业的开发。 明清时龙游商人应运而起，这是因为龙游地处八省通衢，交通便利，商业信息灵通。又因田少人多，出产不丰。这二者的结合是龙游商帮形成发展的基因。明代文人学士地方官员都已看出了这点。明人徐复初：“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王世贞说：“龙游地砦薄，无积聚，不能无贾游。”（注：徐复初《重建县治记》；王世贞《童子呜传》。）所以有人认为从商是谋生最好的出路，如说：“龙游地瘠硗，罕蓄聚，必贾游乃可资生。”（注：《桐冈童氏宗谱》卷1《存五七公传》。） 明中叶以来龙游商人已遍布全国各地，颇孕盛名。嘉靖《浙江通志》：“龙游志曰：俗悍，以果尚气而砖誇巧，瀔水以南务耕稼，以北尚行商。”龙游的人们已转变观念，改变了贱商的传统，习俗已“喜商贾”了。（注：明隆庆时知县涂杰《建龙游城记》。）入清，从商者益众，“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乾隆《龙游县志》卷4《田赋》。）还须指出，虽名之为龙游商帮，是因为龙游人善商著名而冠之龙游商帮，实则是包含了以龙游人为主的衢州府诸县的商贾。如常山县，“闽楚之会，地狭民稠，习尚勤俭，业事医贾。”（注：嘉靖《衢州府志》卷1《风俗》。）江山县，“有释耒而逐负担”。该县“商贾辐辏”。（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风俗》；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西安县，“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鹜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注：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 ）可见衢府五县皆有大批人从事商贾，融入于龙游商帮之列。 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商人为主体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中叶，直至清中期仍活跃于各地，它是利用了龙游地理上优势和南宋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契机，凭借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走出了山沟，成为一代巨商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