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头上摆着两部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一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陆续出版的1～4卷平装版、米黄色封面；一部是该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经过作者们精心修订的黑红色封面精装4卷版，极精美且极具收藏价值。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部鸿篇巨制，是赵靖先生带着他的学生们“十年磨一剑”，呕心沥血的结晶，谌称一座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代表了这一学科历尽百年沧桑（从1902年梁启超的《生计学小史》算起）之后的最高学术水平。作为后学之辈，捧着这部4大卷13篇85章洋洋180万字的巨著，我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拜读中缕缕敬意油然而生，之于赵先生和石先生，之于这一个值得人仰慕的作者群体，之于如此敬业敬人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仅就自己的点滴体会略书数语，以祝贺《通史》的修订再版这一学术界的盛事。 一、《通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 一部成熟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专著，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其成熟并成功的基本前提与根本保证。《通史》主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对各门社会科学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它不能代替后者。但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有研究方法，却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才能创立起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首先就要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把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思想，看作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看作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作者认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思想，不仅在程度和水平方面有差别，在性质和内容方面也是各有不同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必须首先懂得这一点，切忌把只适用于特定社会形态或特定历史条件的研究模式，当作一个不变的框架任意套用到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思想研究中。”“经济学的研究如此，经济思想的研究同样如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通史》在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尤其是西方近代自重商主义以后的经济思想所各自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比较研究之后，认为二者产生的时代条件与植根的社会土壤根本不同，前者是中国自己的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两种社会所赖以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最活跃的经济要素大不相同，因此，西方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学说是通过表现商品关系的各种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和表现资本关系的各种范畴，如资本、利息、利润来进行表述的。而中国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是土地关系，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非赢利，农民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以地租与赋税的形式在地主与国家之间再分配。因此，大量谈土地、地租与赋税问题，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构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以土地与财政为核心内容的宏观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工商经济的几度繁荣，历代不乏有关商品、货币、价格的思想言论，但商品货币经济的方舟始终渡不到自然经济汪洋大海的彼岸，“治生之学”成不了“主流经济学说”的原因。《通史》主编的这一精妙分析，使后学者茅塞顿开。而且，近年来笔者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中的困惑，均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例如：过去我们曾苦苦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把它与西方的典型封建社会比较，只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成熟”，是一个“两千年都长不大的先天不足的老小孩”，用马克思笔下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来对照中国自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地主制”，而后者恰恰是“国家中央集权制”而不是封建制，勉强能对上号的却是更早的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但这一历史时期却又被“削足适履”地判定为“奴隶制”。中国就是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离不开中国国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通史》揭示的这种科学研究方法，不仅指导了该书理论模式的确立——“不能套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所常用的商品—资本的模式，而只能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自身的特点出发，把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及其剩余的分割形式（地租、赋税、徭役等），作为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逐步探寻适用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新的研究模式，而且具有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这一研究方法，不是人不知，而是用不好。有了《通史》的典型示范，我们便获得了理论武器。例如：当笔者如果再遇到诸如某学生在调研中硬要问某乡镇企业家为什么不以“经济人的理性”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而甘愿接受几百元的工资带领全村人致富的难堪场面，或者如某学生向我提出挑战，要我为陕北的生态建设——山川秀美工程设计出农民愿意退耕还林的动力机制的数学模型时，我便可以用中国的社会（包括历史）经济条件孕育出使西方的“经济人”理论失灵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来予以回答，走出尴尬了。 二、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通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包括国内外）迄今为止部头最大的一部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巨著，它是当之无愧的《通史》。正如主编所强调的：“‘通’有二义：一是时间上的连通，二是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时间上的连通指该书的论述范围自始至终包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不只限于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通史》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填补过去研究成果的某些时间空白。在百年的学术发展史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包括通史作者自己的前期研究成果在内，已有了胡著、叶著、赵著、巫著等几大系列多卷本的经济思想史论著及其他作者的经济管理思想论著，应该说，显而易见的人所共知的经济思想史料在这些论著中都得到挖掘、整理和理论锤炼，经济思想史园地不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就对《通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通史》必须道人所未道，填补学术空白，《通史》确实是做到了。在前述著作中鲜有涉及的时段或某一时段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新人物”的经济思想史料被作者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来，而且做了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如第三卷研究的是唐中叶至元明之际的经济思想，发掘利用了同类著作未涉及过的许多经济思想资料，诸如晚唐五代的经济思想，辽、金的经济思想，宋元时期的治生之学，汉传佛教的经济思想等，由该书首先发掘和研究；皮日休、郭威、柴荣、叶梦得、康与之、苏云卿、陆九韶、耶律聪、高汝砺、刘秉忠等人物的经济思想，也由该书首开研究之端。 但《通史》之“通”更重于第二层意义，即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力求找出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能够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对其基本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把握其内在的联系，这也就是司马迁说过的：“通古今之变”。为了完成这一既定的目标，主编在结构与体系上匠心独运，作了改革和创新，首先在传统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分期上，不以历史学上的王朝断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依据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阶段性作为分期依据，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夏代到春秋前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史前时期；第二阶段，春秋中后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萌发阶段；第三阶段，由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级；第四阶段，由西汉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夕，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缓慢发展的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均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论述传统经济思想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揭示其从无到有、从零散的思想观点发展至颇具体系的经济学说的演化规律。尤其是《通史》把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及根据其会议纪要整理的《盐铁论》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和转折点的标志，道出了许多学者所感知却又未道明的共识。正是这次会议，使先秦儒家的“义主利从”论发展成为“贵义贱利”论，且和本当寿终正寝的先秦法家的“重本抑末”论合流，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治国的两大思想教条，钳制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的发展，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次会议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由积极进取、鲜活入世转为趋于保守僵化，其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毫无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