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产生后，其生存繁衍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依赖于自然资源及其自然生态群落的演递。为此，人们必须关注了解日月星辰运行、气候变迁、季节变更、地理方位以及动物出没、植物花开花落等自然现象，由此结成最初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调和”、“共生”关系。在以生存繁衍为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和对自然及其社会事物的领悟、理解，人们理性地选择了“中和协调”，以应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取中”、“尚中”的思维习惯和传统。“尚中”的思维方式在农业文明（耕作与畜牧）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中国，农耕及其长盛不衰的农业文明强化了它，提升了它，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尚中”导引下的中和协调、优化选择思想又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取向，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由此营造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一、中国传统思维的“尚中”观 “尚中”观念发端于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观念及其自然社会事物运作中的中和循环思想，历经“对称”、“平衡”、“调和”、“尚五”、“尚三”、“以中为大”等观念形态，最终固定于“尚和”、“尚中”，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流之一。 人与自然“调和”、“共生”关系的确立，导引了“中和”、“平衡”、“协调”的思维取向，由此形成“取中”的思想观念，产生最初的“尚中”观。这种“尚中”观最宏观的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共生及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与中和，主张以天、地、人、物相合相融的整体思维方式构建自然社会系统。中国三大思想派别儒、道、佛都以“天人合一”观为致“礼”、致“道”致“佛”的前提，其认识的目的都主要是为了把握事物整体内部的关系，从整体观照局部，又从局部中观照整体，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整体。[1]与此相对应，集中反应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气、阴阳、五行观念学说，在对天人关系及其天、地、人、物整体系统运行机理的解释方面作了重要铺垫。气、阴阳、五行本身也蕴涵着深刻的生态化的观念思想。[2]气揭示了万物的本原，构成一体化观念及整体大一统理论的基础；阴阳学说强调“气和”及其阴阳消长和协调平衡，即阴阳和阴阳平衡，这是尚和、尚衡、尚中；五行在其各个时期表现出尚土、尚水、尚火等不同的尚中观，殷商时期人们以己为中，以自己所处位置而分东南西北，以中为正，为大，为好，这渐渐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思维，坚持“一分为三”[3]，一分为三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尚中观念。大凡自然社会事物因为有了“三”，才处于平衡和协调，两端之间加进“中”，才平、才稳，“三”在揭示事物本质及其复杂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为群经之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周易》八卦及其以八卦为基准的六十四卦体系在喻示自然、社会事物的循环运动变化中体现了尚中观念。八卦符号由阴阳爻组成，阴阳形成对称，八卦以三爻重叠为卦形，阴阳对称便由此渗透中和，原本对称对立的事物都应存在于稳定平衡的统一体之中，相互消长。对称是法则，中和是状态。任何事物由“一”起始，其后便有“二”，由此形成对称或对待，“二”中加一个“三”，事物趋于中和平稳。自然社会事物都由对称趋向中和，在中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称，以此循环往复。“尚中”在六十四卦的六爻卦位中也得到贯彻。“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未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4]，即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要辩别是非，把握过程，中爻最重要，初爻变化至中爻，事态趋势已定，上爻自然而成。同时“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二、五爻分处下卦与上卦的中位多吉，三、四爻则多凶。以中为吉。《周易》在对事物的阐述中大量采用了“中正”、“正中”、“刚中”、“中道”、“得中”、“中行”等词句，意即中者可窥全貌，中者为吉、为利、为正。“取中”是处理一切事物的共同准则。 先秦诸子在阐述尚中思想时，对于用中，用什么，怎么用，各有看法。老子主张贵柔、用弱、守雌，反对刚强，崇“无为”、“为而不争”；庄子认为“用”应是“无用之用”，他说：“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者也，通也；通者也，得也；适得而几矣。”[5]商鞅和韩非则主张“用强”，即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提倡中和、仁爱的社会行为准则，主张“用中”。《中庸》全文阐述“用中”的道理和法则。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等等，指出“中和”是自然与社会的一种普遍法则。致力于中和，可达天地万物之理。这里“尚中”思想已具有相当的哲理性及现实意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在论述中庸思想时说：“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6]他认为“中和”是天地自然法则和规律，以“中和”来治理天下，方可德、道兼治。宋以后，“中庸”思想仍受推崇。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种解释已把“中庸”提高到普遍平常的哲理水平。清代颜元将“中庸”推至家、国治理之理。他说：“中庸何以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乎？盖吾人之中和与天地万物一殷，大致吾一心之中，一身之和，则钦明温恭是也；推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则一家仁，一家让是也。推而致一国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则调燮阴阳，协和万邦。”[7]综上所述，“尚中”从整体上的取中、取衡及协调思想渐渐发展成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一切自然社会事物的重要思想观念，由此进入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普通遵守的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