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经济改革是北宋仅次于王安石变法的大规模改革。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影响也不稍逊于王安石变法。现有研究北宋茶、盐、钱法和田制等问题的论著都必然地论及了蔡京改革。但迄今未见综合论述蔡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蔡京名列《奸臣传》，研究者历来都强调其改革的苛严特点。蔡京改革聚敛之甚无疑堪称苛政。但是蔡京不倒翁似的政治生命，以及他所创制的若干制度在南宋以至元、明的继续沿袭和发展，显然不是“苛政”二字界定得了的。因而蔡京经济改革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宋徽宗即位之初的思想变动与蔡京复出 自王安石变法始，宋朝进入了政治起伏动荡、制度频繁变动的时期。如吕中和陈瓘所说：“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间虽有损益，而其大意皆本艺祖之公法，变于熙宁而极于今日”、“自熙宁以来至今三十余年，天下之事已经四次更改，熙宁改治平，元丰改熙宁，元祐改神宗，绍圣改宣仁。”（注：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制度论》、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19陈惇《上徽宗乞以四次改更前事为鉴》。）与变法相伴随的就是激烈的朋党之争。徽宗即位后也困惑于取舍之间，总体而言，徽宗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持平用中向绍述熙丰的转变。 吕中说：“元符三年蔡京言绍述制，上摇手示京曰：‘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姑待言。’”（注：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21《徽宗皇帝·小人变法》。）这似乎并不符合事实。元符三年向太后垂帘听政，废绍圣绍述之政，“元祐大臣乘间用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卷19崇宁元年五月庚午。）章惇、蔡卞，以及被指为惇、卞之党的路昌衡、吕嘉问、张商英、范镗等都被清洗出京。篰（注：《长编拾补》卷16元符三年八月至十二月记事。）蔡京虽然受到太后的庇护，但作为绍圣绍述的三首领之一最后还是被挤出京城，离开了权力中枢。徽宗持政虽与太后不同，但并没有绍述之心，而是希望“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相信“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本中和而立政”。（注：《长编拾补》卷17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壬戌。）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党争的淘洗，朝中大臣几乎无不打上了党派的烙印，即使号称中立的曾布也不过朝秦暮楚而已。舍两派人士恐无人可用。而且元符末经向太后净化以后，朝中留下的几乎是清一色元祐人士。徽宗只能希望这些元祐大臣能帮助自己开持平用中的新风气。但是元符末当政的“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论议于上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宁元丰。欲一切为元祐之政，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必欲回夺上意，使舍熙丰而从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注：《长编拾补》卷17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壬戌。）元祐人士让徽宗非常失望，以致于感叹：“元祐小人不可不逐。”（注：《长编拾补》卷18建中靖国元年九月已未。） 徽宗亲政以后，更坚定了持平用中的方针，改年号为“建中靖国”，用在历次“风波之中，毅然中立”、“议论平允”的曾布及虽属元祐派而中和懦弱的韩忠彦为相。但实际上还是元祐人士当朝。所以有人说：“韩忠彦建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注：《宋史》卷378《胡交修传》。）持平用中可谓“最不用力”，“和平安静，日以无事”的办法，（注：《长编拾补》卷17建中靖国元年七月癸未。）但却并非解救时弊的良策。陈瓘指出：“今日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天下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西边。”“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他还指出：神宗“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注：《长编拾补》卷18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壬子。）曾布也说：“神宗理财虽累岁用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注：《长编拾补》卷18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甲寅。）要“财用足而根本固”，持平用中与元祐之政都无法实现。加之对元祐人士的失望，徽宗的思想开始改变。外在的因素也不断地催化着这一改变。一方面是徽宗倚重的曾布在执行圣意时也有出于私利而“未奉诏”的情况。曾布与其弟曾肇所思虑的都是保家的计谋，而非兴国的策略。曾布任人惟亲的事也屡屡受到弹劾。（注：《长编拾补》卷17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壬戌、卷18建中靖国元年十月癸未。）另一方面，蔡京编织的关系网不断吹风进言。“京之为人狡佞无耻，善结近习。故童贯荐之，徐知常荐之，范致虚又荐之。”（注：《椒邱文集》卷6《布谋引京自助故有是命》。）宫内有蔡京在杭州“与游，不舍昼夜”而结交的大宦官童贯“附语言论奏”，还有蔡的福建同乡道士徐知常在宫中的鼓吹。以致“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注：《宋史》卷472《蔡京传》。）徐知常又把宫中动向告知同县范致虚。范致虚及时上奏：“陛下若欲绍述熙丰之政，非用蔡京为政不可。”（注：《朱子语类》卷第130《本朝四》。） 在这些基础上，邓洵武那张声名仅次于《元祐党人碑》的著名的《爱莫助之图》最终把徽宗引上了绍述之路。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岳珂对此事来龙去脉叙述最详：“（建中靖国初）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沮之……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注：宋·岳珂：《桯史》卷15《爱莫助之图》。）《东都事略》、《宋史》等都说徽宗看了此图“遂决意用京”。（注：《东都事略·蔡京传》、《宋史·蔡京传》、《宋史·邓洵武传》、《长编拾补》卷十八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曾布与韩忠彦的鹬蚌相争中蔡京成为了得利的渔翁。“韩忠彦欲挤子宜（即曾布），遂引蔡京入来。子宜知之，反欲通殷勤於京。忠彦方遣其子迓京，则子宜之子已将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局势至此，如朱熹所说：“京一到，这许多事一变，更遏捺不下。虽为曾子宜论列一番，然如何遏得蔡京之势！”（注：《宋史》卷472《蔡京传》。）绍述改革和蔡京复出皆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