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稻作农业技术的初步传入 东南亚水系纵横的地理环境以及暖热多湿的气候特征，决定在中国古代农作物文化体系中对东南亚农业发展影响最大、亦最为深远的当属稻作文化。以前由于学术界在亚洲栽培稻起源问题上多持印度说（注：参见游修龄：《中国稻作的起源分化与传播》，《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故此，在探讨东南亚稻作农业源起时，也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艰难地探寻其与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中。近几十年来，随着相关考古资料的相继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论产生了诸种怀疑，他们从中国境内野生稻分布范围的广阔、品质资源丰富之程度、野生稻酶谱变化、以及栽培稻考古遗址的密集和时代之久远等等方面的有力证据，确认中国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起源的中心这一地位（注：虽然稻作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已为学界所一致公认，但关于具体的起源中心地带却仍存在诸多争议。近年来学界更趋向于长江中下游说（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第71～76页）；以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为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演化》课题组，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出了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的结论（《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11～18页）；再如李晓岑撰文（《云南不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地》，《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从云南上古气候之变化、以及缺乏驯化和文明条件等因素论证出云南栽培稻种技术明显是从外地传入的。实质上东南亚稻作农业的发展，情况亦大抵如此，我们不能只从野生稻种的丰富程度去证明该地栽培稻之原始性。）；而且学界还从亚洲各地栽培稻出土时间序列、稻语言系统的联系与差异、相关文字记述、农业神话传说等资料中进一步确证了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与中国稻作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注：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实质上稻作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故此相关于东南亚稻作与中国百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的证据绝非仅此，而是内容相当广阔，诸如迄今为止，在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再如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因此，在论及东南亚文化发展同与之相邻中国文化及南亚印度文化的关系时，提出在宗教影响上当推印度文化，而在农业方面则应首推中国之说是相当有见地的和有客观依据的。 中国稻作与东南亚农业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正如上所述，我国是世界稻作农业发展中心源地，尤其是近几年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以及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万余年水稻植硅石的相继发现，更雄辩地把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上溯到一万年以前：是生活繁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华南地区的百越各族的先民在采集野稻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了其生长过程与习性，并率先开始了对野生稻的有意识驯育；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百越的兴起和壮大，及其活动范围逐步扩大，稻作农业影响范围也随之不断向四周拓进。从稻作农业遗址分布及时间序列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印证这一点。到新石器晚期，这种以植稻为中心并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注：林蔚文：《百越民族与东南亚民族文化探微》，载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不仅已较普遍地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处，而且以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流为背景，稻作文化也渐次渗透入东南亚地区，甚至南洋各岛屿也开始出现了水稻的种植。如越南红河三角洲及老挝、缅甸等几处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其时段即在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但总体而言，虽然稻作农业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于东南亚各地，但由于种种因素之制约，其发展相当缓慢，不仅规模小，分布零星，而且其技术水平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诸种特色而相当滞后。 二、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推广及东南亚稻作农业的突破发展 如果说稻作文化初始进入东南亚，是在先秦时期，那么其突破性的传播、发展则在秦汉时期，是伴随这一时期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而完成的。 秦汉农业技术体系中对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是金属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推广。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战国秦汉时期金属农具及牛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铁器牛耕也逐渐进入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此后，以中国和东南亚民族交往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密切频繁为背景，金属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也逐渐渗入了东南亚地区。由于中南半岛北端同中国之间的便利地理条件和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这一技术体系首先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尤其越南中北部地区，成为向周边地区逐渐辐射渗透的又一中心。从中南半岛农业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自我国夏、商、周三代开始，这里所使用的农具已逐渐开始由磨制石器为主向金属器具过渡。到春秋战国时代，其农具则主要成为青铜类农具，如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和柬埔寨Mlu-Plei遗址中都曾出土了数量繁多、种类丰富的青铜农具，而且其中还夹杂少量的铁制农具（注：[越南]郑生著，罗耀译：《越南早期农业的三个发展阶段》，《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进入秦汉以来，由于秦汉政权在这一地区设郡置县，推进封建的统治秩序和生产关系，再加之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与越杂处”，中国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得到较普遍的推广。如西汉初，赵佗主南越期间，承秦开发之势，执重农之策不弃，积极引进推广中原的铁制农具和先进生产技术。据《汉书·两粤传》载，汉初吕后为了限制南越赵佗势力之膨胀，曾下令关闭与其贸易的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致使赵佗情急之下发兵攻打长沙郡数县，足见其对与汉互市交往、特别是对中原铁器的重视程度。正是由于南越的这种不懈努力，铁器牛耕也波及到了其境内的越南中部广大地区。从同一时期的越南农业遗址来看，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渐至增多，而且还发现了大量驯化的公牛、奶牛和水牛的遗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先进农具和技术推广情况。西汉中期恢复了对岭南地区的直接统治，并在南越辖区基础上扩大了其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除交趾、九真、日南已基本囊括越南全境外，西南地区西昌郡有辖区也包括了缅甸的部分地区。两汉政权在这些地区推广铁器牛耕的活动也逐渐系统化，如东汉立国初，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即以在这里教民耕种和传播先进文化而见著于史册，“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尊之礼仪”（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注：《后汉书·循吏传》。）。秦汉时期铁器牛耕在东南亚的推广，提高了当地人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对稻作农业区域性的拓展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无疑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在东南亚各地农业遗址中除金属农具外，还有较为大量的竹木农具的出土，其器形与金属农具颇为相似，可视为当地人民在汲取中国农具制作技术基础上，根据本地资源的一种创造。据文献记载，东南亚盛产的一种竹，坚劲如铁，其往往可用以制作田器和武器，“石林竹，似桂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真、交趾”（注：石声汉：《辑徐衷南方草物状》，农业出版社，1990年12月。），“篥，竹大如戟槿，实中，劲强，交趾人锐为矛，其利”（注：杨孚：《异物志》。）。与南洋诸岛虽远阻重洋，但从种种历史迹象来看，似乎在这一方面对其产生影响也不晚于秦汉时期（注：参考游修龄：《百越稻作与南洋的关系》，《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1993年；田中耕司著，彭世奖、林广信译：《马来稻作及其扩展》（续），《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