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农村人口向来具有流动性，据对单个的镇和家庭的小规模研究显示，18和19世纪时，人口就开始从农村向城镇移动（注：Ts‘ui-jung Liu,Demographic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c.1500-1900,in Ad van der Woude,Akira Hayami,Jan de Vries (ed.),Urbanization in History:A Process of Dynamic Interac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347.）。现代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后，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工人。据20世纪20、3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对206274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有迁移经历的人达9116人，占总数的4.4％，“此可为人口迁移行动最低之估计”（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64页。）。陈达教授1940 年代中期写道：“国内最常见的、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移民，是乡村－城市间的流动，无数的年轻人从村庄向城市迁徙。源于内地村庄的无尽的移民潮涌向像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和天津这些江河流域和沿海城市。”（注：Ta Chen,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57.） 总的说来，江南地区人口迁徙的比率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可能仅次于东北的移民潮，这是因为江南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注：参见Gang Deng,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16.）20世纪20年代以前，江南已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无锡、杭州、常州、南京、镇江等地居次，江阴、常熟、吴江、吴县、宜兴、嘉兴、湖州等地更次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吸引本地劳动力在这个体系中流动，并把苏北、浙南乃至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各类劳动力吸入到这个庞大的市场中。 上海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地区的人口移动，明显具有以这个市场为中心运转的特征。各地农村人口向上海迁移的规模非常大。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20年间2 省在租界中的人口总和增加了320.4 ％（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迁入上海华界的人口，增长同样迅速。 据各同乡会对各地迁沪人数的估计， 1912—1921年迁来上海的宁波人达400000名，杭州人8000 名， 青浦人1000名（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第228页。）。1936年，江苏、浙江、安徽3省在沪人口总数分别为867947、 412052、94744人（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上海近郊也是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据1934年对黄浦江沿岸居民的调查，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崇明地区，主要为了就近上海，以便寻找满意的工作。据调查，“工厂对于少年人，尤其是对于女子，给予种种赚钱的机会，为返回农村中所不能得的。所以各家都被〔吸〕引到城里来。”那些较富裕的家庭，更是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居住，当时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工厂中的男工，很少住在乡村中的，因为他们要搬出去，找邻近做事的地方居住；他们皆留着父母在家里看门种田。”（注：H·D·Lamson：《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上海杨树浦附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五），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10日出版，第58—59页。） 上海附近其他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样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迁移。据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吴江的调查，“最近20年附近城市缫丝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城市的工业吸走了农村的劳动力。”（注：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2,P.232.）在无锡堰桥乡，农村人口在1949年以前一直持续向城市移动，农民在工厂作工的数量极为巨大（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刊本，第131页。）。在浙江慈溪鸣鹤镇，20世纪30年代鸣鹤场约有1000户人家，80％的家庭有人外出经商。做经理的人家有200户， 外出做职工的家庭有600户，外出做农民的亦为200户（注：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据抽样调查，20世20、30年代江南地区农民离村极为普遍。现将江南部分地区的农民离村率列为表1。据表1，江南离村率最低的江阴地区达2.34％，较高的嘉兴地区达21.8％，且离村人口绝大部分为16岁以上的青壮年男子。可见，这些人大多将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产业后备军。 表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部分地区农民离村率 地区 离村人口占总人口%每村离村人数平均其中16岁以上男子 浙江萧山7.55 22.797.26% 浙江嘉兴21.8 - - 江苏江阴2.34 4.7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