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5－0012－06 经许多学者研究证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较以往各朝代有很大发展，为其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较完善。可是，对这一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则研究不够。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还有多方面设施建设没有涉及。一般来说， 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涵盖面十分广泛，本文将探讨交通（路、河、桥、渡船（注：政府下令在各省河段需要的地方设立渡船，原本是为传递政、军令服务的，后来乘船人渐多，其中商人占相当部分，所以本文将渡船当作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一种设施来论述。但是渡船与道、桥、河不同，并非完全是官方和民间捐助的免费服务，因为当时还没有道路、河道、桥梁收费制，所以也可以说渡船是一种不完全的公共物品。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基本概念，是指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其供给成本与使用效果不因享用人数的增减而变化。公共物品在市场上难以交换，没有市场供给，就需要政府提供。））、交易（集市、货栈、铺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标志、救生桩、救生船）三方面设施建设的投入问题。 一 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全国主要路、河、桥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把修建路、河、桥作为各级官员的职责，顺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庆四年，曾分别下达修理、维护的谕令［2］（卷932，《工部·桥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者，地方官查勘应修之处，详报督抚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当时所建道路多为土路，修理起来较容易， 各地官员大都能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桥梁，皆王政之大，以时加意，无令病涉，庶有济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 黄梅县遭受洪水灾害，道路被损坏。知县李成林向黄州府申请修路，获得批准。府下拨银谷，李成林同县丞楼自新“分头督率，惨淡经营，仍捐赀，并设法募助，阅四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万有余，约工价一千二百两有零”。为使官道无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令民“运沙一斗，给粮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铺沙完毕。李成林得到政府奖励，记功一次［5 ］。疏挖河道在道光年间是十分繁重的工程，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堵塞运河、淮河，严重影响了官方漕运、商品流通以及农业生产。“近年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来，每年约共需银五六百万余两。昨南河请拨修堤建坝等项工需一百二十九万两。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又不下一千余万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p.226～227） 各地区的道、河、桥则基本上是民间（包括官员以个人名义捐助）捐资修建。民间修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公买义路”，“捐地为往来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银修筑， 并在道路旁设茶亭、路灯等设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7辑，p.390）、［8］（卷11，《风俗志》）。以陕西省为例，雍正时期共修建桥梁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县等各类官员修建的有11座，这中间可能包括官员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资的情况。即使把11座桥梁都算作政府出资，在全部桥梁中也不占多数。而民间投资自建、修建的桥梁占绝大多数［9］（卷16～17，《关梁一～关梁二》）。 “与明代相比，清代民间捐修的数量明显增多。”“民间捐资恐怕已成为地方交通事业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这种情况，有的占该地区总数的一半以上（注：目前虽然没有统计出具体数字，但笔者与徐建青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史料，结果是相同的，可以说明其普遍性。）。 政府规定在各地河流沿岸设立渡船，“以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史书称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损坏，也由地方政府修补。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库给领银一百六十余两。嘉庆十八年，改由阳曲等十县摊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处所》）。民间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称为“义渡”。四川万县“湖滩上义渡，乾隆初年张灿若募设”；“黄连咀、陈家坝、担子坝三处义渡，嘉庆年间陈大方、大中、杨学儒等捐设，历数十年就废。道光年间陈光烈、光党等，倡募置业，三渡复兴。”［11］（卷12，《地理志·义局》）官渡、义渡均不收渡钱。江西“至渡钱一项，除向系官渡、义渡不取钱文者仍照旧外，其余民渡，凡内河小港准取钱一文”［12］（卷1，《渡船条规》）。 乾隆八年湖南也规定：“官渡渡夫不许需索钱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许多勒渡钱。”［13］（卷2，《兵律·关津》，《江河渡口无论官渡、民渡，不许冒险多载。 凡遇空手过渡，每人止许取钱一文，挑负货物、行李，每人取钱二文，多索从重治罪，刊刻禁约，竖立渡口》）对民营渡船，政府限定渡价和载人量，进行管理。从目前笔者见到的史料看，广东的情况与大部分省份不同，广东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钱，政府向渡户收取渡饷。乾隆时详定章程：“各府州县所属地方，设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报充饷。如有应设之处，先由该管州县勘明该地方实在情形通详，候奉批准。示召年力壮健，熟识风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户。一面取具供结，并铺户、渡邻保结。由州县加结申府，转缴藩司详院，饬府给帖开摆。不准一人兼承数支，网收渔利，及霸埠批租，私顶私摆情弊。”［14］（卷3，《户例下·税饷·各省渡饷》）有时也让附近村民摊纳，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抚宪禁革，勒石永为官渡。其渡饷，归附近乡村摊纳”［4］（卷19，《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