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广州是个买办性的商业城市，现代工业远不如上海发达，产业工人队伍也不大。可是，广州却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为上海和北方等地所不及。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孙中山在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同时，对工人运动的关注。 一、孙中山同情工人 孙中山与中国工人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中国工人就追随他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906年，萍乡矿工6千余人因为不能忍受饥饿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边境举行的武装起义，①给予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有60多名滇越铁路的苦力参加②。著名的黄花岗之役，是同盟会的第10次起义，这次起义牺牲的85位烈士中，有17位是工人③。辛亥革命失败后，海外华工和海员等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当孙中山流亡海外时，粤籍海员曾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送军械。1913年，孙中山领导反袁斗争，在上海由陈其美发动攻打江南制造局，有失业工人和苦力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工人中为其新的中华革命党征募到最有战斗性的一些成员。中国工人还参加过“护国军运动”，海外华工为它捐过大批经费，上海的铁工被召集去参加修理军械。孙中山在反清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中，与中国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海内外过程中，使他对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境遇有了很深的了解。因此，他深切地同情工人，并开始设计使工农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能过上平等美好生活的方案。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时，曾提出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并说明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④1912年4月10日和10月15至17日，孙中山分别在对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和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讲中，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猛烈地抨击了资本家。他说：“我人处旁观地位，当知世界之一切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於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乎？”“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於人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⑤孙中山所抨击的资本家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于中国，他认为现在工业还未发达，劳资间激烈的矛盾还未形成。但又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引起资本垄断和劳资对立。因此，孙中山提出要防患于未然，防止大资本家在中国发生。他说：“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祸灾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以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⑥如何来防患于未然呢？孙中山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理论，企图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征收地价税和将铁路、电气、矿山等大企业国有，来防止贫富悬殊，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纲领，其实这是资本主义纲领。他主张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把社会主义革命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他的资本主义纲领没有也不可能由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实行。”⑦尽管如此，孙中山为了消除贫富悬殊，使工人免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善良愿望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把它作为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的主要方针。这在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幼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国际也没有注意东方的情况下，孙中山的主张，特别是对工人的同情，对工人作用的歌颂，对资本家的猛烈抨击，客观上起了某些促进中国工人觉醒的作用。它使中国工人意识到自身力量之伟大，启发中国工人去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表现在两方面：（一）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有了发展。（二）工人要求成立自己新的组织，各地萌芽状态的现代工会组织陆续出现。如1911年12月，徐企文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未及半载，而各省之组织支部者已达七十余处。”⑧同年，上海法兴西报馆排字工人组织“西字团结社。”1912年，洛潼铁路职工发起组织“铁路工人同入共济会”；南京京浦铁路南段职工组织“职工同志会”；上海缫丝女工组织“缫丝女工同仁会”，翻砂工人组织“同义会”，江南制造局工人发起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银楼工人组织“饰业团”；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组织“同益会”。1913年，汉阳翻砂工组织“砂帮联合会”等⑨。“中华民国工党”在其宣言中写道：“以发展我党如火如荼之民生主义，以及民生主义中之人道主义。”并举孙中山为该党名誉领袖。可见，民生主义对工人之影响。 这些萌芽状态的现代工会组织，虽然刚出现就被袁世凯军阀政府于1913年5月下令取缔，但却为后来现代工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孙中山扶持工会 在中国，最早号召工人组织起来的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经常乘轮船奔走于海外，他对中国海员的遭遇和生活十分同情。在航途中，他常向海员宣传救国的革命道理，号召海员组织起来。1913年，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海员陈炳生、赵植之等在日本横滨建立了“联义社”，海员纷纷加入。接着在香港建立了“联义分社”。“联义社”是海员的第一个团体。 为使工人能顺利组织工会，孙中山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予以扶持。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南下广州，他联合了南方各省地方军阀进行护法活动。9月，成立军政府，恢复了由孙中山主持起草的，后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广州）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⑩于是，在广州首先出现了华侨工业联合总会、茶居工会、藤器工会等一批工会。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自兼内政部长，在颁布的《内政方针》中，有“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11)等主张。1922年2月24日，广州军政府又颁布了《工会条例》二十条。第一条规定：“凡从事於同一职业之劳动者有五十人以上，得以本条例组织工会。”(12)进一步以法律形式肯定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当时《上海劳动周报》载文说：“先生所公布的工会条例理由书云：‘在中国今日大机械工业尚极幼稚之时代，大部分之手工业工人，又多不感觉於组织团体之切要，故本草案注意之点，即首在确认劳工团体之地位，次在予劳工团体以较大之权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妨碍劳工团体组织及进行中之障碍，使工会团体得渐有自由之发展’。像孙先生这般不但从消极方面不压迫我们，而且从积极方面竭力援助吾们，指导吾们的，除先生以外，实没有第二人。”(13)于是，广州的工会在孙中山的扶持下，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如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广州铁路车务同业工会、建筑木工西式家俱工会、广东玻璃总工会、米业工会、广州制墨工会、广州酒楼茶室工会、省港茯苓工会、药材工会等，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建立。据1922年3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载《一年来广州罢工统计》一文中说：“年来广州工界之成立工会者，为数八十余之多”。广州工会数量之多，加入工会人数之众，这是上海和北方所远不及的。1922年3月19日，陈独秀在上海纺织工会浦东部成立大会上演说中，对上海和广州的工会作过比较。他说：“上海底工厂比广东多，工人也比广东多，工会却比广东少，广东已有七十多个工会，都是真正工人所组织的，上海只有四十多个工会，而且‘招牌工会’占了三分之二。广东底工人，已有二十分之十二入了工会，上海底工人，入工会的还不到四十分之一。”(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