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出发，处理中国社会问题的两个基本相反的方针和政策。这两个相反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两个方针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其内涵，比较其利害，对于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更有一定的意义。 一 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推翻以北京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统治，曾经进行过密切合作。这一合作，使国民党从困境中走出来，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共产党也在合作中得到了一定发展。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1927年春夏之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先后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采取屠杀和镇压政策，使国共两党由朋友而变为仇敌。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于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完成革命任务，不得不把斗争矛头对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方针，以建立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为自己奋斗目标。 蒋介石集团一直视共产党为仇敌。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便把“剿共”做为最主要的任务。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国民党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被迫展开了反“围剿”的斗争。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成为“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1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先后举行会议，把“剿共”作为国民党长期的主要任务和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南京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并发表了《国民会议宣言》，声称：“我全国国民，须知赤匪之祸，为我民族百世之患，应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人人以扑灭赤匪为己任，切实奉行会议扑灭赤匪决议，然后赤祸可除，国基可固。”②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重申“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集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表示要“群策群力，咸以扫此妖孽为急务”③，并“确定方略，授权于国民政府，切实督剿”④。 蒋介石于9月1日发表《呼吁巩固统一俾得全力剿匪救灾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中正矢志秉心，始终不渝，除剿灭赤匪，安定社会外，决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此固已迭次宣言在前矣。”⑤ 正是在国共两党激烈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中，日本趁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共两党面对着民族危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也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两个相反政策产生的共同历史背景。不分析这一历史背景，“安内攘外”和“反蒋抗日”是无法理解的。 二 “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突出出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的各阶级、各党派和集团都要作出抉择，是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还是以民族利益服从阶级利益？由于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尖锐激烈的对峙和斗争之中，很难一下子从激烈的争斗和阶级利益的局限中挣脱出来，分别采取了“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两个方针既矛盾又统一，共同组成了“九一八”事变后到1936年秋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图画。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也是其“九一八”事变前坚持剿共内战方针政策的继续和演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军之手。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面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而缓和其内部的矛盾，作出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1931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三派先后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举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打着“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旗号实现了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在这些大会上，国民党各派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愤慨。但是，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解上面，没有做出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表示。另一方面，这些大会都把“剿共”作为国民党的重要任务，继续执行其“剿共”内战的基本国策。南京代表大会指出：“赤匪之扰乱，诚为中国民族之根本大患，中央执行委员会能指导国民政府努力进剿，实可欣慰。刻余孽虽未肃清，主力多已摧毁，惟嗣后仍须努力清剿，勿使功亏一篑，使赤匪得以死灰复燃也”⑥。广州大会也指出：“吾人今后应努力实行大会决议案，对内肃清共党，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⑦。蒋介石则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公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⑧。此时，蒋介石宣扬的“安内攘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团结内部，即团结各派国民党以求统一；一是剿灭共产党，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在此两点实现之后，再进行“攘外”奋斗。
